愉林

我對大是大非的敏感度原來一點也不高。有人認為讀文化研究的人，總會對社會公義、對弱勢社群有著某程度上的偏愛，又有人會以「把自己視為受害者」作為文化研究的代名詞。我並不知道一個大學一年級生，應該抱著甚麼態度去面對文化研究這四個字，不過我沒法把自己代入去那些不明不白的社會事件中，然後肯定自己選取了一個「正確」的立場，又或是別人認為我應該站在那裡的立場。

一直在獨立媒體留意著榆林書店因拒絕擺放女同性戀者的自白書，而遭到各界人士強烈評擊的事件。我就想，如果我們希望別人尊重某群體的性別取向，那麼，我們為什麼不能體諒書店在某些事情上，選擇了個別的立場，並對某些所謂「應該這樣」說不？每個人有自己的立場，我否定某人的立場，自然是從自己的視角去作批判，說句「這是我的立場」而後無須多加原因。我讀著別人的熱烈討論，無法在「對」與「錯」之間下一個判決。因為事情沒有「對」，也沒有「錯」，我們在自己的位置為自己辯護，為自己說話，在不知底蘊的情況下加上自己的立場，我覺得毫無意義。

我不是憤世青年。我明白有些事情，我們必定要去認識，我們一定要有起碼的了解，可是有些事，我確實沒法下一個清楚而明確的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