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作家筆下的殖民香港—論《香港的情與愛》與《失城》

女作家筆下的殖民香港—論《香港的情與愛》與《失城》

引言

九七回歸是香港一個歷史的轉捩點，一百年的殖民統治結束，香港的主權回歸到中國的手上，香港人的民族身份終於有了一個定案。然而，香港的故事是不是就這樣完結了？或者，關於香港人的身份論述又是否隨回歸而終結？香港的後殖民狀態，的確是值得繼續討論下去，可是，在此以前，我們是否應該重新認識回歸前後的香港，以打破我們一直對殖民香港的大論述，尤其是「由傳統大中原心態而造成的香港邊緣身份」 (王宏志2000：21)回顧一九九七年以前，已經有不少作家以文學作品去討論香港身份的問題，早至七十年代，西西的《我城》便是對香港這城市身份作出肯定的作品。隨後，也斯的《剪紙》、《記憶的城市，虛構的城市》，都是香港本土的代表作。王德威指出，香港文學的形成，實在別於中國大陸任何以「鄉土／城市」分立的文學，香港作家要形造的並非一個原土的烏托邦，將香港文學放於中國現代脈絡之中，便突顯出其獨特之處，一種由於「充滿矛盾的歷史位置」 形成的城市文學。他說：

我要說香港偏處於鄉土／國土的「大敘述」之外，卻營造了極有特色的都市文學。從金庸到李碧華、從西西到也斯；雅與俗、傳統與現代，各種文化象徵資本在這座城市裡快速流通。

於是，繼續有不同的人去書寫他們的香港。既然香港充滿著矛盾的歷史，其故事也必然難以述說，從何說起，由誰去說，說些甚麼，似乎成為了香港故事的核心，難怪不同的文學評論都以也斯的話作為香港文學研究的切入點，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那些不同的故事，不一定告訴我們關於香港的事，而是告訴了我們那個說故事的人，告訴了我們他站在甚麼位置說話。

本來就沒有一個所謂的香港故事，而事實上，香港故事原本究竟是怎樣也許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說故事的人到底站在甚麼位置去告訴其他人關於他／她的香港故事。早於四十年代，已經有張愛玲為香港寫下淪陷傳奇，當中白流蘇與范柳原的愛情故事是怎樣固然是為人津津樂道，可是張愛玲以甚麼身份去寫下這個故事，似乎意義更為重大。她說「她是為上海人寫了一本香港傳奇…我是試著用上海人的觀點來察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夠懂得我文不達意的地方。」 張愛玲早便意識自己對於書寫香港的局限，然而王德威卻認為，「後之來者反倒缺乏這樣的自省了。」 回到九十年代，香港回歸以前，以九七大限為主題的小說紛陳而出，亦因為這個特殊的歷史時刻，這些故事由誰來說，說些甚麼，更為顯得重要。究竟這些香港故事，要告訴我們一個怎樣的香港？本文試以王安憶的《香港的情與愛》與及黃碧雲的《失城》去試述女作家筆下呈現的回歸前香港是怎樣，而她們的身份如何影響了她們書寫的香港，與及，她們面對回歸的態度究竟是如何。

《溫柔與暴烈》的《失城》

黃碧雲於九十年代創作小說失城，小說背景以居於香港的中國人、居於香港的英國人與及移民外國的香港人作主要敘述架構，以三條故事主線構成一個完整故事，以不斷轉移的敘事者去帶動故事情節，而最後三個故事的敘事者因為同一件命案而認識，呈現出九七前夕，不同身份的人以怎樣的心情、生活方式來迎接九七回歸大限。《失城》以城市中充斥的恐懼作為故事主題。故事中的殺人犯陳路遠，一個在九七前移居海外的香港人，與家人不斷的從一個城市移民至另一個世界，從加拿大到美國，因為承受不了孤獨與恐懼，在精神上受到很大的折磨。雖然最後他們一家人還是回到香港，但陳路遠仍然擺脫不了 「失城」 的恐懼，他經歷了多次的飄泊與轉移，但也沒法找到一個安身立命的地方。對於他而言，每一個城市都不屬於他，在面對未來的種種未知的不安下，他把一家四口親手殺死，認為是出自對家人的愛的最好安排。黃碧雲的作品一向以暴力見稱，劉紹銘認為在《其後》與《溫柔與暴烈》的十七篇小說中，「以暴力的震撼度而言，其他篇章或不能與《失城》比擬。」 然而這種暴力背後，卻寄託了無限關懷與愛，以最暴力的手段展現了最溫柔的愛。

黃碧雲的作品最大特色除了暴力外，還有對社會人文的關懷。她以小說揭開現代資本社會的黑暗，展示她對社會政治、民間疾苦的關心，黃念欣就這樣形容黃碧雲本人與她的作品：

「曾經作為一個記者與律師的黃碧雲，她的寫作更有極大部分是來自社會使命之驅使，以至對整個人類文明的關懷。她對五四精神「以寫來改變人的思想」的信念、對世情的洞察、人類困難處境的同情，都可以在她多年來載於《明報周刊》的專欄上找到。然而她又並非故作高調而忽略現世生活的零碎試煉，反而有時候對小市民的心態與香港社會俚俗的一面有非常精到的描繪。」

以失城為例，她描寫的不止是一個關於中產階級移民的故事，而是透過陳路遠一家的故事，訴說普遍香港人在面對九七回歸大限時所產生的恐懼與不安，也描寫了八十年代移民外國那些人的心態。當故事中陳路遠所代表的中層階層以為自己藉著移民，避過了香港未來的種種不穩定，但他最後發覺，「移民不過是一個虛假的希望。」 黃碧雲筆下的趙眉與陳路遠，代表的是香港中產知識份子，他們對香港的恐懼來自八九十年代香港政治的不穩定，「但趙眉真的怕。中英談判觸礁，港元急遽下瀉，市民到超級市場搶購糧食。」 。他們決定離開這個城市，就如八十年代有經濟條件離開香港，尋找另一種生活的中產一樣，他們對香港的將來毫無信心。陳路遠與趙眉的決定，除了屬於一種個人經驗之外，其實也代表了九十年代香港某一階層的集體經驗，在無法排解的恐懼之下，選擇離開香港到外國落地生根的一群。

在黃碧雲的失城中，移民外國的陳路遠與趙眉並非幸福快樂地永遠生活下去，相反，他們受到移民外國後生活上種種挫折的折磨，失業、受歧視、孤獨、恐懼……他們的精神出現了失常的狀況。陳路遠移民外國後一直失業，他甚至多次盟起殺死趙眉與孩子明明的念頭，孤獨而沉悶的生活令他懷念香港來，他形容「我的存在不過在牧羊狗、小孩與垃圾桶之間。」 加拿大的生活沒有去除他對未來的恐懼，「我們以為自己追求自由，來到了加國，但畢竟這是一座冰天雪地的大監獄—基本法不知頒佈了沒有。他們在那裡草擬監獄條例呢。逃離它，來到另一座監獄。」 當他知道趙眉再次懷孕時，他更覺得應該打掉孩子，不應將孩子生下來。如果孩子是代表了對未來的希望，陳路遠顯然對未來抱著消極的態度，即使後來他找到一份文員的工作，然而在香港是建築師的他，面對生活與工作上的失落，職業的錯置，仍然沒法以正常的心態生活下去。尤其當孩子出生之後，他們兩夫妻更飽受精神折磨，

「我開車雙手總是發顫，在辦公室裡老覺得窗外有人寂寂地看著我，還有一種得意看熱鬧神情。仔細一看，又沒有了，腦裡只是有無盡的嬰兒哭聲，在深夜的靈魂盡處。」 他的妻子趙眉也差點殺死女兒明明，「我已經多時沒見過她的笑容。明明卻坐在地上，靠著媒氣爐，滿臉紫藍，嘴裡塞了一條香蕉。趙眉道： “她不會再哭了。”」

當趙眉知道女兒在上學的時候，因為說中文而被同學欺負，加上陳路遠被公司裁員，生活上雙重的壓迫令趙眉精神上產生不尋常的反應。

「趙眉不再讓明明去上學，將她關在屋裡，手裡卻抱著兩個嬰兒，口裡總道： “他們想殺死明明。”又去買了100米黑布，成天在踏衣車上縫窗簾，將屋子蔽得墨墨黑黑的： “他們成天在看我們。他們想殺死明明。”在家裡又穿著雨衣，戴著醫生的透明膠手套，穿一雙膠雨靴。 “我怕，陳路遠。雨甚麼時候才停呢？”而三藩市冬日，陽光豐盛如巴塞隆拿。」

「我進廚房一看，孩子滿口是血，手裡還抓著滿滿的血與肉。趙眉在細細地叱喝著： “吃掉它。吃掉它。吃掉可以驅邪。我們在殺身之禍了。她也竟瓢起一調匙的生血肉，往嘴裡送…我略停手，她轉身便操住了廚刀，閃閃亮亮，冰冰涼涼的，擱刺著我的喉頭。」

陳路遠與趙眉在精神上的壓迫狀態，似乎只是生活的不如意所造成的創傷，但他們的特殊身份—移民外國的二等公民，正是令他們無法正常生活的主要原因。陳路遠身為建築師，只能找到文員、繪圖員的工作，這種職業錯置的個人經驗，與移民外國的香港人的集體經驗有著共通的地方。當年移民外國的香港人多數是中產階層，他們不算富有，但他們許多人都擁有專業知識和技能，例如大學畢業生、會計師、建築師。但因為他們的國籍與身份，他們的學歷不被承認，又或者他們受到一定程度的歧視，以致他們無法從事與自己專業範疇有關的行業。這些都是移民者的共同經驗，陳路遠的個人故事，其實是一種集體經驗的投射，當他以為移民是一種解脫，但原來他不過落入另一種恐懼與未知之中，「我們從油鑊跳進火堆，最後不過又由火堆跳回油鑊。」

後來陳路遠又回到香港。他形容自己在香港「迅速衰老」 ，他無法再認得香港，當他決定離棄這個城市的時候，城市亦同時離棄了他。他再跟不上時代的步伐，就像在街上不斷被人踩著鞋跟一樣，城市容不下他的緩慢，香港的新事情排斥了他這個回流的「舊香港人」，最後他發現自己已經失去了這個城市。在這個陌生的城市中，他們一家過著平凡的生活，「跟每一個香港家庭一樣，在暫時的恐怖的平靜裡生活…生命像一張繁複不堪的藥方，如是二錢，如是一兩。而我案前的草圖堆積如山，周末還得和建築商和發展商唱卡拉OK，吃含重金屬及各種毒素的海鮮，急於花錢又急於賺錢。我忽然懷念在美加那種真實的孤獨與恐懼，因為清醒，但我已別無選擇。」 他與家人在香港的生活經驗，就如其他的家庭一樣，構成生活的成份雖然「繁複不堪」，但份量是清楚而明確，每個人的生活似乎不同，都其實都在經歷著類似的事情，「如是二錢，如是一兩」，不會多也不會少。生活的忙亂與急速使陳路遠根本沒時間去感受孤獨與恐懼，正如他對香港的感覺，「也談不上喜歡不喜歡，也沒時間想。」 當他以為回到香港會是新生活的開始，其實他不過徘徊在一次又一次失去之中，「從油鑊跳進火堆，又從火堆再跳入油鑊。」陳路遠的回流經歷，在整個九十年代中並不是陌生的個人經歷，甚至於今天回歸後八年，這種對急速香港的陌生感覺仍然存在於回流香港的一群人身上，從個人經驗之中呈現出來的集體經驗，也是一種特殊歷史背景下產生出來的個人感受，流散在香港人的生活空間之中。

黃碧雲的《失城》是一個實在的香港故事。她並不如《香港的情與愛》一樣以千萬種抽象或對立的形容詞去解釋香港到底是甚麼，她寫的故事本身就是一個真實的香港，故事情節成為了構成「香港」的主要原素。面對九七大限的陰霾，香港的未來尚未明朗，黃碧雲早已於《失城》的故事裡哀嘆香港的宿命，面對「不得不這樣」的命運來臨，結局就只有死亡。而見證了死亡而留下來去述說《失城》這故事的人，只可以一種戲謔的態度來面對現實，生下來的痴呆孩子便是對香港的未來的隱喻，假如黃碧雲仍相信香港有未來的話。而這種以精神分裂、暴力、殺人此等極端去呈現黃碧雲眼中的世界，在《溫柔與暴力》之中比比皆是，而《失城》作為《溫柔與暴烈》其中一個故事，當中陳路遠、趙眉、伊雲思等人物卻於書中其他故事以其他角色出現，陳清僑認為是黃碧雲對社會有意識的投射，「 (故事人物來去往還，時而相異猶同，敘述脈絡多元碎裂、經常時空錯移。假使敘述體果真由意符系列連連相扣，始 終要維持一種「互相箝制的貫時性符號組合」；那麼，表意環的斷扣現象，便彷彿見證了「一堆支離破碎、形式獨特而互不相關的意符」，在歷史深度不再的空間邏輯中，散現拉岡(Jacques Lacan)所述精神分裂的異狀。 黃碧雲的書寫似乎是要以另一種論述方式將香港的故事勾勒出來，

「當多數作家輾轉在傷地悶透(SENTIMENTAL)的溫柔陣中，黃卻意識到了她(他)們筆意不盡之處，竟是殺機重重的暴烈。她一篇篇有關失常、變態、兇死、謀殺的寫作，彷彿正是要為逆來順受的九七文學，殺出一條血路。」

如果我們在閱讀《失城》之時，感到驚悚，這是「因為面對的事情是如此陌生，可又是如此似曾相識。」 這正是黃碧雲以一種極端的暴力去喚醒讀者，在面對回歸種種「穩定」、「繁榮」、「愛港愛國」的大論述時，不能一面倒地沈溺相信—我們未必是陳路遠或趙眉，然而我們應該要警覺這一個「不得不這樣」的宿命來臨，除了默然接受，黃碧雲告訴香港人，在事情「不得不這樣」的同時，應該還有其他更多的。

王安憶《香港的情與愛》

對比起黃碧雲的香港故事，王安憶的《香港的情與愛》就顯得浪漫得多。即使故事裡的主人公老魏與逢佳，一直都保持著慬慎的態度，彼此努力地記住他們之間的愛情只是一次交易這事實，然而他們兩人的情人關係，卻一直陷於契約與感情這個對立之中，衍生出一種情感的矛盾。故事同樣寫於九十年代，講述一個於舊金山與香港來來回回的生意人老魏，碰上一個大陸新移民的逢佳，隨後發展起一段交易式的愛情關係。老魏答應了逢佳為她安排移民美國，他們從原本酒店的約會關係，發展至於北角公寓同住生活，漸漸地逢佳希望一直留在老魏身邊，不再想到美國去，然而老魏卻不願耽誤了逢佳的青春，但又沒辦法為逢佳安排到美國，只可為她安排到另一個國家－澳洲。最後契約履行了，逢佳離開了，老魏才恍然認清自己對於香港的感覺，他雖然只是一個過客，然而他在故事結尾說出了「我愛香港」 這番話，似乎是王安憶自己藉老魏去說明自己對香港的感覺。

雖然《香港的情與愛》這題目，似乎暗示王安憶是要寫一個香港的故事，但董啟章形容王安憶筆下的「香港」，只是一個「自創的形容詞」 ，在香港「是甚麼」與「不是甚麼」些等種種悖論之間，其實只如一般小說去構造一個盛載故事的空間，而這個空間剛巧命名為「香港」。如董啟章所說，「如果真的有一個『香港』，那便是王安憶以文字築構起的『香港』，而這個『香港』沒有並沒有固定的形貌，隨著修辭的變動而不斷變化。」 與其說王安憶要去定義香港是甚麼，倒不如說，她根本從未打算描繪一個實景的香港，董啟章亦指出王安憶其實早已意識到自己作為一個外來者去書寫香港的危險性，就如老魏一樣，「自覺得是一個局外人，只是香港無窮無盡過客中的一名過客，他(她)無權對香港作出甚麼看法，他(她)也沒有甚麼看法。」 所以，在她筆下的香港到最終只成為一個故事的背景，用作襯托出老魏與逢佳這一段契約式的愛情。

既然我們沒法從王安憶的「是」與「不是」之間，尋找到她所想像的香港，甚至已經否定了她筆下的「香港」是一個真實的香港，那麼「情與愛」會否是另一個較為接近王安憶心目中香港的想像？在這段愛情關係之中，老魏、逢佳二人的背景與瓜葛，放在這一個香港「意符」裡解讀，意義又是甚麼？老魏最後在飛機上說「我愛香港」，置於九三年的香港殖民時間裡，是否又隱含了一種特殊的政治表態？如果就黃碧雲《失城》是一種政治隱喻，是她如何把自己置於九七大限之中，老魏與逢佳的關係，又何嘗不是王安憶看港英關係的一種隱喻？首先，以逢佳被再三拋棄的自白中，似乎已經隱含了對香港處境的比喻，「我這個人好像總是在被人家拋棄，被父親拋棄一次還不夠似的，再要被丈夫拋棄一次，第三次又不知道是被誰了…」 一直以來，「孤兒」、「無根」、「棄嬰」都成為香港身份的形象詞，她處於中英之間的政治位置，從來沒有發言權，追溯身份，似乎都擺脫不了要再說「被遺棄」的歷史。而逢佳這番自白中，明顯是清楚自己「被拋棄」的事實，而不是自己選擇離開，王安憶別有用心地安排一個一而再，再而三被拋棄的角色，目的不過是藉逢佳的口，去為香港說出她的命運。

再看老魏與逢佳之間徘徊於契約與感情之間的關係，老魏曾許諾過為逢佳安排移民美國一事，這是他們關係的開始，但到了後來，當他與逢佳陷入既曖昧卻又帶契約性的關係時，他想像自己必須為逢佳的前途而煩惱，同時，逢佳的命運又似乎必主宰於他手上，她並無選擇的餘地，

「這個晚上，老魏頭一次認真的考慮逢佳的前途。他並不僅作為對契約的履行，還是懷著一點親情…」

一九八二年，中英雙方開始討論有關收回香港的問題，而打從一八九八年，香港這個地方便已經是中國與英國之間最富契約性的交涉，當八十年代鄧小平決定與英國商討收回香港這個問題，不就如老魏為逢佳去考慮她的前途嗎？在王安憶眼中，這種對於逢佳（香港）前途的心態，除了是要履行早已訂立的契約外（九十九年的租約），事實上，還有一點「親情」（母親／孩子）於此，

「他們的關係與其說是憑“愛”，不如說是憑“良心”。」

但老魏與逢佳的親情卻又不是基於愛，因為一開始的契約關係令他們彼此陷入利益瓜葛之中，如果愛是義無反顧的話，他們之間必不存在愛。他們要維持契約關係，憑的不會是愛，而良心則是買賣雙方關係的基礎，在老魏與逢佳此等矛盾的情感下，良心似乎比起愛更貼切形容他們的關係。而吊詭的是，老魏說對逢佳懷有一點親情，可是這親情是出自良心而非愛，這弔詭的狀況似乎是暗示著親情的基礎不一定是愛，放於九七前的香港，這種弔詭更屬合情合理－契約式的「親情」並未存在愛的成份，與其說愛，不說是成是良心，一種出自內心要履行約定的責任感。如果就中國提出收回香港是一份民族家國的「親情」，老魏與逢佳的關係告訴我們，「親情」又不一定是愛，那可以是責任、可以是良心，但在契約的基礎下，那就不一定是愛。

老魏無法面對他們愛情的真相，也不願意去隨從逢佳的意願，結果老魏回到舊金山後，逢佳以買這買那作為一種愛情手段，她對老魏說了一句，「當然，你說不買便不買，我本是無權作主。」 逢佳這一句「無權作主」，除了是於愛情故事中對老魏的對抗外，對應之前老魏提出的「前途」，這句「無權作主」的話，似乎已經超脫了純粹愛情故事的層次。九十年代香港的前途已定，在中英雙方討論香港前途問題之時，香港從來無參與的權利，她缺場於討論前途問題的歷史中，與逢佳那句「我本是無權作主」一樣，在任何決定前途的討論裡，逢佳（香港）的命運都只能由他人來決定。而後來的逢佳根本不想離開老魏，但她並不是追求夫妻關係，「有些人雖然是萍水相逢，也許倒可依托終身……我並不是愛，愛算甚麼？…我要的就只是一個靠…」 逢佳這種對愛的否定，似乎來自她一再被拋棄的命運，到後來，她已經放棄要去尋找愛，甚至要一段被「正名」的夫妻關係，她只願要一個靠。把這種心態置於九七的香港，逢佳的想法與香港傾向認同的價值似是有一脈相承的地方，愛國與否並不是回歸前香港人最關注的，最迫切的問題落於香港在回歸後是否繼續如殖民時期一樣穩定繁榮，而這一個「靠」到底是否可以托負終身，有如逢佳一樣，香港人也許不介意有沒有「名份」的問題。

老魏與逢佳的關係本就建基於契約之上，是逢佳對於老魏抱了不設實際的幻想，希望她可以一直依靠著老魏，來到結尾，一切幻想回到真實，逢佳明白到「我們本就是兩廂情願。事情忽然變得簡單明朗…他們鬧來鬧去鬧的，是自己。」 既然認清了無法改變的事實，既然前途已經被決定了，反而讓他們相處得更自在，「老魏和逢佳的關係還延續了一年，一切都是按和約進行的。這一回，他們是連細枝末節都談了，以免再生謬誤。」 情形就如香港一樣，既然弄清了彼此的關係，倒不如乾脆地按原有的和約來實行，而老魏自己亦深明要分開的事實，「他曉得“永遠”只是說說而已，倒是“地久天長”這個詞很恰當，地是永遠，天是永遠，人只是個暫時。就連香港，也不過是百來年，百來年還不是轉瞬間。」 直到故事尾段，王安憶才慢慢將她要呈現的香港，藉著那短暫愛情關係的完結說出來，「英國人租下香港一百年，就好像要作千秋萬代的計劃，可是，一百年不已到頭了？一百年的契約尚且如此，更何況他和逢佳？」

假設王安憶形塑出來的逢佳確實為香港的隱喻，那麼老魏這個角色，究竟代表的是中國還是英國，是一種民族論述抑或是為殖民者告白？事實上，老魏這符號本身亦充滿了矛盾，他在故事裡本來就是一個飄浮的角色，他不屬於香港，卻遊走於香港與美國之間，他說得出「我愛香港」，但他卻只視自己為這島上一隻候鳥，老魏這角色本身已經深陷於一個矛盾之中。再看他與逢佳之間所指向的隱喻，老魏這符號其實也是無特定指向，如果逢佳代表的是香港，老魏則會是徘徊在中國與英國之間。當為逢佳決定前途的時候，老魏代表了中英任何一方，總而言之，他是從未給予逢佳發言的機會，而形容他與逢佳之間不涉及愛的關係時，那種良心基礎的說法，也實在能套用在中英雙方之上，不過或者沿用過去的大論述，「親情」似乎對中港關係能引起更大共鳴。到後來，老魏決意離開逢佳了，按契約定明的進行，這種情況下，老魏又似乎回到英國的一方，因為中英雙方達成和談，接下來塵埃落定的事實，英方亦只有等待徹走的一天，既然如此，也不由得英國不老老實實接和約履行她的責任。所以，老魏這符號要指向的其實從無所定，而似乎他指向甚麼這問題亦非重要，因為王安憶要著墨的是逢佳，她不過以老魏這個人物襯托出逢佳的無權過問和不由自主，她這樣做，似乎是要去為無聲的逢佳（香港）發聲，將逢佳的自我意識表露出來，打破一貫由中、英對香港的論述。

周蕾在《寫在家國以外》中指，「假如的香港的後殖民境況同時意味著一種自由(從「民族」文化的制肘中解脫出來)及某一種危險(因為一切都變得有可能)，這其實是為什麼大部分中國大陸人不屑地把香港視為頹廢腐敗、矯揉造作、充滿污染的象徵的原因…文化一旦被劃分為中心與邊緣對立時，我們就聽到不少爛熟的，高舉中原文化為重要任務的主流意見。」 在王安憶的小說，她嘗試以一個過客（邊緣）的身份，去寫一個邊緣（香港）的故事，從邊緣位置去為香港發聲，視香港為一主體去訴說自己的故事。然而，陳燕遐形容王安憶「選取了一個非常邊緣的角度(過客、新移民)，卻弔詭地從邊緣以曖昧的中心心態統攝香港，在她的注視下，香港成為一個沉默的奇觀。」 那麼，王安憶究竟有否打破一貫對香港的描寫？誠然，她是以一個邊緣的角度去隱喻九七前的香港故事，情慾關係上，逢佳（女性、香港）意識到自己無權作主的命運，的確呼應著香港的前途問題，而對於老魏（男性、中／英國）來說，逢佳／香港從來都是一個被操縱的對象。王安憶雖然掌握了為香港說話的權利，但她一直無法脫離既有權力關係論述框架，繼續以被壓迫者身份出現於城市裡，甚至並無任何去反抗這種論述的情節發生，任由其延續香港一貫被述說的模式，整個故事只為點出逢佳（香港）無發言權的事實。然後，她之後又可以怎樣呢？雖然王安憶嘗試以一個邊緣的角色來揭示香港於歷史事件中，只能處於邊緣、無聲這位置的事實，然而這個角色的出路是甚麼呢？就是安安穩穩地接受生命主宰為她鋪設的前途，彷彿兜了一個圈子，　還是回到去穩定過渡、接受現實的宿命中，身處邊緣位置，似乎沒有反抗主流的餘地了，而且還確認了回歸祖國的必然性。

故事結尾中老魏一句「我愛香港」不只反映了王安憶對香港的情意結，與此同時，她其實不自覺地呼應了回歸的論述，作為一個上海人，一個過客，藉著老魏這男性的口去說出「愛香港」這感覺，撇開為什麼愛這問題，純粹是愛已經表述了一種男性（中心）對女性（邊緣）的權力關係，香港有說過需要被愛嗎？結果，在王安憶筆下的香港又再一次淪為一可慾的客體，任由路過的人表現他們對香港的愛，而香港卻從無說「不要愛」的機會。反觀黃碧雲，她從未沒有正面說明對香港愛與不愛，對香港餘下的感覺似乎只有恐懼，董啟章形容黃碧雲的「政治與愛情，可以混為一觀，從此或者可以窺見黃碧雲小說的歷史觀和政治觀；最終也是以愛情觀為底蘊。」 ，而「失城的都市末世景象，與愛情之幻滅互為隱喻，以愛情的失落表證人生的失落，復以人生的失落投映歷史的失落。」 《失城》的故事中，雖然以中產階級的陳路遠（男性）、殖民地警官（男性、英國）為故事的敘事者，然而他們的遭遇並不如平素想像的高高在上，相反，他們在九七大限前的恐懼而做出的種種，模糊了他們在香港一直擁有的權力，女性／孩子雖然無力去抗拒被男性傷害／殺害，但這正正表現出男性在一個被壓迫的城市裡，只能以瘋狂的狀態去面對自己，而死亡比起瘋狂或許是一個更美滿的完結。不能說黃碧雲的小說中並無隱含非對等的權力關係，然而權力關係會透過故事情節推動而模糊化，反見王安憶，從故事開始以至完結，其實都維持著一個既定的權力關係，而且她亦無意去打破它，然後再建立新的關係，她在結尾時意猶不盡地再次以中心的姿態賦予香港大愛，反映出她從未意圖去確立一個新的關係。

結論
一九九七年，不單是一個歷史事實，在九七年前後的殖民／後殖民／再殖民的特殊性中，香港的都市文學牽涉的不只是一個純美學的問題，都市文學的形成固然有其獨特的歷史背景，然而再深一層去探討以香港作為背景的都市文學，可能更需要著眼的是香港以甚麼形式、被甚麼人去表述出來。就如王安憶描寫的「香港」，她意識到自己在描繪真實的香港上的困難，嘗試轉移寫作重點至隱喻式的愛情關係上，將香港的政治與歷史歸納至一段過渡式、短暫的關係，用作比擬中國、英國、香港的糾纏瓜葛，以邊緣的身份去為香港寫下她的故事，為香港確立一個發聲的位置。可是這種手法卻不慎再次落入一個中心邊緣對立的權力上，甚至不自覺的由邊緣移至一個中心的位置，令整個故事變成了一種權威的論述。反觀黃碧雲，她雖然從沒為香港進行正面的論述，反而以一種極為暴力、血腥、恐懼的方法去描寫前九七香港，但震撼的力量倒是突破一向sentimental的回歸故事，建立了另一套可供思考的態度，雖不免消極頹廢，然而比起過份積極而將問題視作不見的態度來得積極。

這兩位女作家筆下的香港是否真實，對於讀者來說似乎已不再重要，而且也無法肯定或判斷故事的真實性。重新閱讀這兩個故事，想要尋找的是說話位置對身份論述到底構成了甚麼影響，當讀《香港的情與愛》時竟發現那個香港於我們來說是如此的陌生，但《失城》裡的香港又如此熟悉的時候，這些認知的形成與當時及如今的政治氛圍又有甚麼關係？九七大限已過，踏入後殖民香港，離開歷史的轉捩點越來越遠時，香港的故事脫離了一個可被論述的框架，後殖民香港的故事將會由誰來說、如何說，更讓人拭目以待。然而在書寫後九七香港的故事時，又應該從何去說起關於這座城市的故事？而在述說這些「新」故事時，「舊」的故事置於新的政治、文化、歷史環境中，又可以怎樣衍生新的意義？這些都是香港文學中可以被繼續思索和討論的空間。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