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我城

從七十年代《我城》看今天香港

引言

如果要討論香港本土意識的興起，七十年代必然是一個重要的時代。七十年代，在香港的文學圈出現了西西、也斯等本地作家，著力書寫香港人的香港，打破了七十年代以前南來作家對香港的論述，確立了香港作為一個發聲主體的位置。這種本土意識，其實與七十年代的政治、經濟環境息息相關。七十年代港督麥理浩
的施政，奠定了香港安定繁榮的基礎，就如鄭樹森所說，麥理浩的施政

「開啟港人對香港產生歸屬感。這種歸屬感和自覺意識的盟芽也許在當時並不明顯，但今日回顧，可說如果沒有麥理浩的『新殖民地』式執政，或許不會產生，而香港的轉型及成功肯定會很片面。」

七十年代的政治、經濟提供了一種養份去滋育當時的文學氛圍，新一代的年輕作家對於香港的歸屬感，大概亦與之有關係。但在一群出生於八、九十年代，在香港前途最不穩定的時代中成長的新一代，或許無法想像西西筆下所書寫的七十年代，就如潘國靈說，「相隔二十多年後的今天，由於時空的距離，七十年代香港歷史在腦海中漸次模糊，對於香港新生代及普遍海外讀者來說為甚。」 《我城》這小說與社會現實互為緊扣，一旦失去歷史脈絡的支持，讀者對文本的理解可能發生出數種可能性，一是忽略了作者精心佈下的情節，二是誤讀了作者的意思，三，根據社會文化背景讀出屬於自己的意義。或許，西西從不要求讀者去跟隨她的思路步伐，然而了解七十年代的背景，可以幫助讀者去更深入了解《我城》之中的各種難以理解的意象運用，比較今天我們重讀西西作品時對意象的詮釋，當中的差距也許暗示了西西的《我城》與我們的《我城》分別究竟在那裡。


《我城》呈現的七十年代

西西的《我城》以一種童言語氣去說出關於香港的故事，當中包括透過意象、拼貼、比喻的運用來達到陌生化的效果。何福仁論西西《我城》時也分析過其中的語言運用，「是通過虛構人物的虛構語言」 來作為一種書寫手法，雖然故事中的人物是虛構的，語言也是半虛構的，然而潘國靈卻認為這種虛構的陌生化，並未削弱《我城》之中對七十年代真實香港的描述。他指出，讀者不能以傳統的閱讀習慣去看《我城》，反而要著重解拆作者悉心鋪排的意象，才能讀出小說之中的意思或所反映的現實。例如他以西西在書中所提及的十四座位小巴為例，讀者若
對香港一九六七年的暴動歷史有所認識，便會明白十四座位小巴的出現其實與六七暴動有關係。 若如他所說，十四座位是一個符指，在解讀這個符指了解其意義的過程上，我們便需要一套共同的語言，也就是對於七十年代的歷史背景。他不同意虛構的書寫手法是對現實的扭曲，反而，他認為現實其實被藏於各個符指之上，透過對符指的解讀及聯想，呈現出一個充滿集體經歷的七十年代來，反映出七十年代真實的一面。

閱讀的距離

潘國靈對《我城》中意象使用的分析，點出了在閱讀《我城》之中一個十分重要的環節，就是了解歷史脈絡與文本的互涉性，如果符指的解讀需要對歷史背景有充分的理解，對於新一代的讀者來說便是對閱讀《我城》的一種障礙。潘國靈說，這是另一種的「陌生化」 ，是非作者刻意於作品中經營出來的陌生化，而是在三十年的歲月距離中所產生的陌生感。「現今年輕一代，由於缺乏七十年代的社會經驗或回憶，閱讀《我城》自然遇到一定的阻拒性。」 唯一解決這阻拒性的方法，就是重新去理解三十年前的香港究竟是怎樣，符指的困難可藉著了解歷史而解決，可是潘國靈引出更深一層的問題，就是如果令讀者去理解三十年前年青人「腳踏實地、樂觀積極」 的心態，他認為「描寫新一代的香港年青人，我們又需要新的小說了」 。

如果今天重寫《我城》，主角同樣找來亞果這一類中五畢業出來工作的年輕人，城市同樣作為一個故事的載體，對於年青人的論述又會變成怎樣？香港的年青人也許再不能夠樂觀積極、腳踏實地了，因為在三十年之內，香港為年青人附設了許多的標籤，而這些標籤論述背後除了是社會對於年青人的要求外，更多是操控了他們的意識與行為，他們應該或不應該做些甚麼。近年媒界對年青人的論述，除了較早前的雙失青年之外，還有隱閉青年這些標籤，而標籤背後所隱含的，便是對年青人行為作了標準量度。資源增值、大學生、逆境自強等論述，其實都是社會上對於年青人思想上的操控，好像只有符合這些要求，才能夠成為一個社會接納的人。對比起七十年代，亞果中五畢業後隨心地選擇自己的工作，喜歡做甚麼便做甚麼，當媒體、教育政策、家長等從未為亞果的生活添上各種各樣的標籤，樂觀、天真、腳踏實地是理所當然的。《我城》獨特之處在於其書寫的時代，那個比較溫和的世界，孕育了亞果這一類天真樂觀的年青人。當然，西西有否過份樂觀是另一個問題，然而在今天這個環境之中，亞果實在沒法擔當起年青人的代表，甚至他或會淪落為一個邊緣的角色。

城藉的可能性

西西在《我城》一書中提出過「城藉」 這詞彙，她其實並無排除國藉的現實，但城藉提供了另一種出路去思考民族國家身份這回事，尤其處於七十年代香港前途未明確的時勢，處於殖民的狀態下，城藉的意義便更為明顯了。城藉並不否定國藉的存在，只不過在國藉之下開拓多一個可能性，處於一個民族國家身份模糊的時代，城藉這概念的出現或許給含混的民族身份一個安身立命之所—不急於一時去尋找國族身份，城藉也可以是一個確立身份的倚靠。配合七十年代穩步上揚的經濟環境，足以自豪的香港人身份似乎也能滿足到當時失落了的國族身份。然而置於今天的語境下，再次提出城藉這個概念，效果又會是甚麼呢？殖民狀態容讓我們選擇去肯定/否定/不選擇中國人的身份，但回歸以後，進入一個後殖民狀態，我們無法選擇去否定中國人這個身份，因為這是歷史所賦予我們的。我們不必再去尋找國藉，因為身份有了定案，那麼，城藉的作用又會是甚麼？是作為逃避承認國藉的一個身份，還是香港人在回想過去輝煌成就時的一個慰藉？在跨越殖民與後殖民這三十年裡，城藉，彷彿又是另一個漂流的符指，指向香港人三個字裡所背負著的意義。


結論
對於《我城》，香港文學圈視之為香港文學的代表作，其重要之處並不止於藝術形式上的新嘗試，更為重要的是，其書寫的對象「香港」有別於五、六十年代南來文人對「香港」作出的書寫定型。西西的《我城》在七十年代寫成，有許多人認為七十年代是香港經濟起飛的時代，也是孕育出本土意識的新時代，《我城》的出現，也許為我們提供了文學的視角作為理解七十年代社會氛圍的切入點。然而除了作為認識過去香港的文學作品，《我城》還提供了甚麼空間去讓讀者了解自身與城市的關係？將《我城》放於回歸後的香港去閱讀，在政治、經濟、文化皆有巨大改變的今天，《我城》給我們的意義又會是甚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