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不好這份工－一個兼職的自白

我做不好呢一份工

見工的時候，我很清楚記得，自己沒有向聘用我的人許下甚麼宏大承諾。我應徵這份兼職店務員的時候，心裡只盤算著每一個月大概可以賺到多少收入，而也沒有想到究竟我需不需要做好這份工。這一兼職店務員的職位，入職條件只求你有中學畢業的程度，懂說廣東話、略懂英語，性格開朗而且有禮貌。以這些入職條件來說，於現在的求職市場上這幾乎是一份優差，沒有「操流利的英語與普通話」、「可輪班工作優先考慮」、「三年零售經驗」等等的條件要求，見工時也沒有任何自我想像與預設的刁難問題，我以為，我真的可以做好這份工。在我心目中，做好這份工的意思大概是：「能為公司賺錢，對客人真誠有禮，不會黑面不會惡然相向，遇到麻煩的客人時能夠耐心忍耐，要經常保持笑容。」而當我能在工作之中保持愉快的心境，客人在我的推銷下願意花錢購買公司的產品，我自覺我已經做好這份工了。然而這一份兼職店務員並未因為工作上的自我感覺良好，而使我繼續犧牲下課後的空餘時間換取工作的酬勞，相反，在「工作」以外的問題上，令我無法做好這份工，以至後來放棄這份兼職工作。

作為一個店務員，我的責任理應只是協助銷售的工作，其餘一切的都不用管。可是，作為一個店務員，當你目睹在你之上的店務主任，於工作上有任何不妥當的地方，如誇大貨品的事實時，你應該做的，原來是保持沉默而且不予以理會。我無法把工作做好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我太過多管閒事，對於店務主任的處事手法，我沒有保持應有的沉默，並忘了社會上由工作區分出來的等級，膽敢向公司的管理層，用自以為婉轉的口吻來表達對此人之不滿。

我換來的答案是：「各人有各人的崗位，你做好自己的工作便是了。」

原來，我從來沒有做好過這份工。因為這份工作要求我的，並不是待客以誠，保持今時今日應該有的服務態度。我希望做好這份工，只是我心目中想像的所謂好，跟公司老闆要求的好，原來不一樣。於是我明白到，為什麼特首的競選口號「我要做好呢份工」在市民心中得到如此好評。

我會做好呢份工

從梁家傑公佈參選特首開始，最令人期待的，可能是現任特首曾蔭權面對一個似乎毫無威脅的對手時，將會使出的技倆與招數。即使是一場不用認真對決也可以知道結果的友誼賽，觀眾還是會期待，強勢的一方會怎樣漂亮地擊敗對手，實至名歸地取得勝利者之名。特首之爭的結果，幾近是可預料到的，然而大眾期待的是，那個已知的勝利者怎樣可以不負眾望地以漂亮的姿態得到連任的結果，並由此確立其統領管治的威信。可是，當「我會做好呢份工」此一競選口號出現於各大交通公具的宣傳燈箱上，並迅速被竄改成各種各樣的版本，例如：「我會辭左呢份工」此等戲謔式的押韻句上，漂亮的勝利姿態已經離我們的特首而去，但卻出現就如蔡子強所形容：「民調好而輿論差」的奇怪現象。一方面有人揶揄曾特首的毫無創意，另一邊廂卻有人對此極為讚賞，「做好呢份工」作為一句口號，我相信真如蔡子強所說，「觸動群眾的心弦，道出他們藏在心底裡的鬱結和怨憤，又或發掘出人類心靈深處的高尚情操」(《明報》二月九日論壇版) 試問誰人心底會有「不想做好這份工」的道理？但現實歸現實，想做好，與真的做得好，卻又是兩回事。所以我極相信曾蔭權由加入公務員行列便開始許下的「我會做好呢份工」，並不是一個承諾，而是一個由此至終都未被應允的卑微願望。


口號其實是一個願望

「做好一件事」這個「好」，實在是很抽象的允諾。而且以不同的量度標準來衡量同一件事的好與壞，得出的結果也不盡相同。如果在民意調查中，大部分市民都接受了「我會做好呢份工」這既抽象又似是而非的應允，甚至連想也沒想，究竟這句話應該對誰說的時候，為什麼香港人對此口號如此受落呢？是否因為特首肯紓尊降貴，甘願把自己的工作視為一份工作而已，就如同香港數百萬打工仔一樣，抱著「都不過是打份工而已」的心態呢？不少人批評曾蔭權這句口號，背後沒有任何政治理念之餘，還有那將管治視為僅僅一份工作的心態。那麼，究竟工作的問題是甚麼呢？為何我們會對工作二字如此敏感和執著呢？因為在我們想像之中，工作是由老闆給予員工的一些責任，而員工去服從老闆或上司的指令，履行那些責任的背後目的，只是為了付出勞力以後的收入。而曾蔭權也由口號裡，如實地告訴我們，他其實也只是在打工而已，只是責任較重，壓力較大，與你們小市民根本沒有甚麼分別。有人說他選的是親民路線，但我認為，他是個很老實的推銷員。

「我會做好呢份工」作為一個口號，背後總會反映出某些個人的理念(未必關乎政治)。曾特首如果對中央說，「我會做好呢份工」，加一點理直氣壯、毫不含糊，大家都會相信他真是會做好這份工。可是，廣大市民又不是他的老闆，也沒有決定他當選或落敗的資格，他跟我們說「我會做好呢份工」似乎就顯得有點詭異了。於是我想，如果「我會做好呢份工」可以被讀出另一個意思的話，那麼我們或者可以了解曾特首究竟在想甚麼，不然的話，為了討好無權投票的小市民而選擇一個明知會被廣大「知識分子」所嚏之以鼻的口號，這決定似乎笨拙了點。當我從工作的困局逃出來的時候，我忽爾明白到，「我會做好呢份工」其實不是一個對任何人許下的諾言，情況類似一個在百家樂賭檯輸掉無數把的人，跟你說「我會贏番呢一鋪」時，他/她根本就不是在向你承諾些甚麼。「我會如此這般」這種句語實際上是一種自我催眠，反反覆覆地喃呢著，所希望是這句說話得以應驗，從困境之中拯救自身，隱含一種不顧一切、孤注一擲的激烈情緒。既然曾特首當公務員也四十多年，何以今天又無端重提四十年前許下的承諾呢？假如我們把「我會做好呢份工」視為困境之中自救的願望咒語，就不難理解曾蔭權這句話背後的動機，也應該明白，事情與一個領袖的承諾完全無關。推銷員出身的曾特首的確老實，他是在承認自己的工作一直都做得不好，所以才立下「我會做好呢份工」這願望，是我們錯誤理解其為一個承諾吧了。

You’ll never get the job done.

每次轉換新的工作，我都跟自己說，今次必定要做好這份工。與其說這是一個承諾，不如說是一個願望，所以我相信曾特首這口號是有弦外之音。英國社會學家Bauman說工作倫理的角色是去規管社會秩序，工作間就是社會融合的地方，每個人在工作之中學會了怎樣遵守規則，被訓練出一些被規管的行為，社會角色(social character)亦由此而成。曾特首的口號告訴我們，他跟任何市民都一樣，雖然他是高高在上的特首，但他也是一個受老闆指令左右的打工仔。他也要守工作間的規定，他的行為其實也是受工作倫理所支配著，即使他是由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所聘任的領導人，但他也有鬱鬱不得志的時候。例如以為自己做得很好，原來自己未夠好，正如社會上千千萬萬個打工仔一樣，滿心以為自己做好了工作，但原來沒有，從來都沒有。也如我一樣，做好一份工作就是要把不滿的事情通通容忍，忍氣吞聲，有問題裝成沒問題，凡事都不要有意見，但我做不到，於是我辭職。我並未世故至如特首一樣，情緒智商高得把所有事情都看得輕，沒堅持，喃喃自語「我會做好呢份工」來支持自己繼續走下去，所以我沒有對別人說過「我會做好呢份工」。然而要成為一個像曾特首出色的打工仔，懂得以自我催眠來減去工作上的不如意是極為重要的，「我會做好呢份工」的而且確擊中了云云打工仔的要害，就如蔡子強所說偉大口號的特點，「觸動了群眾的心弦」，甚至可以說是「發掘出人類心靈深處的高尚情操」。

明明是受了委屈、明明在出賣自己的良知、明明是混淆是非黑白、明明是官商勾結，但因為這是一份工作，在工作倫理下應該遵守並履行的責任，所以事情在既得利益者的網絡中，變得毫無關係了。例如市區重建局的林中麟，他的工作是要把一直拖累政府收益的前土地發展公司，變成一些可以賺錢的項目。於是一連串舊區重建、拆卸、賣地、萬丈高樓的出現，歷史建築的消失，政府收入來源的增加，都印證了「我會做好呢份工」這邏輯思維的應用。這口號簡直就是實踐了「發掘出人類心靈深處的高尚情操」的效果。試問這個現代社會，有誰人不深受工作倫理所支配？付出勞力然後得到合理回報，毋寧是整個資本主義社會最為道德的一件事，而做好一份工，更加是資本主義社會人類心靈最高的價值追尋。偉大的口號，莫過於教化世人一種人人皆實踐的工作倫理：我會做好呢份工。這根本就是數年前一個胃藥廣告的延伸「一二三四五六七，多勞多得！」，今天呢，「我會做好呢份工」「我會做好呢份工」……整個香港像陷入一個全民自我催眠的狀態，人人口中心中默念著特首的金句，當明天上班又要面對那個無理取鬧的上司，或者在工作上的表現得不到賞識時，大家都會像曾特首一樣以現代社會深植於人心的工作倫理來自我安慰一番。既然無法擺脫，不如就與工作倫理互相擁抱，眼泛淚光說著「我會做好呢份工」「我會做好呢份工」，期待著終有一天，我這一份工終於做好了。

但事實是，你是如何也無法做得好這份工。因為「做好呢份工」，是支撐著整個工作倫理的核心願望，一旦做好了，完成了，再沒有願望的時候，工作倫理也就要倒垮了。一旦失去眾生所督信的工作倫理，而沒有其他同樣能支撐起人類自身價值的代替品時，一眾迷途羔羊頓時失去所靠，按照Bauman的邏輯來推斷，社會的秩序應會大亂，各人失去了自己深深依附的角色單位，會變得茫然不知所措。所以，「我會做好呢份工」永遠都只是一個不斷落空，不能應允的願望。於是，如果視曾特首的口號為承諾，那其實永遠都不可能兌現，但換個角度來看，將之視為一個願望，一個因為對自身價值有所追求，卻又鬱鬱不得志的卑微願望，當下一刻，特首跟你，確實無兩樣。這麼遠，卻又是那麼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