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gotiating violence

從黃碧雲失城看殖民暴力
失城

黃碧雲於九十年代創作小說失城，小說背景以居於香港的中國人、居於香港的英國人與及移民外國的香港人作主要敘述架構，以面對九七回歸大限之前，於城市中充斥的恐懼作為故事主題。故事中的殺人犯陳路遠，一個在九七前移居海外的香港人，與家人不斷的從一個城市移民至另一個世界，從加拿大到美國，因為承受不了孤獨與恐懼，在精神上受到很大的折磨。雖然最後他們一家人還是回到香港，但陳路遠仍然擺脫不了 「失城」 的恐懼，他經歷了多次的飄泊與轉移，但也沒法找到一個安身立命的地方。對於他而言，每一個城市都不屬於他，在面對未來的種種未知的不安下，他把一家四口親手殺死，認為是出自對家人的愛的最好安排。黃碧雲的作品一向以暴力見稱，劉紹銘認為在《其後》與《溫柔與暴烈》的十七篇小說中，「以暴力的震撼度而言，其他篇章或不能與《失城》比擬。」然而這種暴力背後，卻寄託了無限關懷與愛，以最暴力的手段展現了最溫柔的愛。

黃碧雲的作品最大特色除了暴力外，還有對社會人文的關懷。她以小說揭開現代資本社會的黑暗，展示她對社會政治、民間疾苦的關心，黃念欣就這樣形容黃碧雲本人與她的作品：

「曾經作為一個記者與律師的黃碧雲，她的寫作更有極大部分是來自社會使命之驅使，以至對整個人類文明的關懷。她對五四精神「以寫來改變人的思想」的信念、對世情的洞察、人類困難處境的同情，都可以在她多年來載於《明報周刊》的專欄上找到。然而她又並非故作高調而忽略現世生活的零碎試煉，反而有時候對小市民的心態與香港社會俚俗的一面有非常精到的描繪。」

以失城為例，她描寫的不止是一個關於中產階級移民的故事，而是透過陳路遠一家的故事，訴說普遍香港人在面對九七回歸大限時所產生的恐懼與不安，也描寫了八十年代移民外國那些人的心態。當故事中陳路遠所代表的中層階層以為自己藉著移民，避過了香港未來的種種不穩定，但他最後發覺，「移民不過是一個虛假的希望。」黃碧雲筆下的趙眉與陳路遠，代表的是香港中產知識份子，他們對香港的恐懼來自八九十年代香港政治的不穩定，「但趙眉真的怕。中英談判觸礁，港元急遽下瀉，市民到超級市場搶購糧食。」。他們決定離開這個城市，就如八十年代有經濟條件離開香港，尋找另一種生活的中產一樣，他們對香港的將來毫無信心。陳路遠與趙眉的決定，除了屬於一種個人經驗之外，其實也代表了九十年代香港某一階層的集體經驗，在無法排解的恐懼之下，選擇離開香港到外國落地生根的一群。

在佛洛伊德的理論中，精神病是作為重建現實世界的一種方法，藉著精神的失常狀態，揭示現實世界的黑暗與可怕。在黃碧雲的失城中，移民外國的陳路遠與趙眉並非幸福快樂地永遠生活下去，相反，他們受到移民外國後生活上種種挫折的折磨，失業、受歧視、孤獨、恐懼……他們的精神出現了失常的狀況。陳路遠移民外國後一直失業，他甚至多次盟起殺死趙眉與孩子明明的念頭，孤獨而沉悶的生活令他懷念香港來，他形容「我的存在不過在牧羊狗、小孩與垃圾桶之間。」加拿大的生活沒有去除他對未來的恐懼，「我們以為自己追求自由，來到了加國，但畢竟這是一座冰天雪地的大監獄—基本法不知頒佈了沒有。他們在那裡草擬監獄條例呢。逃離它，來到另一座監獄。」當他知道趙眉再次懷孕時，他更覺得應該打掉孩子，不應將孩子生下來。如果孩子是代表了對未來的希望，陳路遠顯然對未來抱著消極的態度，即使後來他找到一份文員的工作，然而在香港是建築師的他，面對生活與工作上的失落，職業的錯置，仍然沒法以正常的心態生活下去。尤其當孩子出生之後，他們兩夫妻更飽受精神折磨，

「我開車雙手總是發顫，在辦公室裡老覺得窗外有人寂寂地看著我，還有一種得意看熱鬧神情。仔細一看，又沒有了，腦裡只是有無盡的嬰兒哭聲，在深夜的靈魂盡處。」他的妻子趙眉也差點殺死女兒明明，「我已經多時沒見過她的笑容。明明卻坐在地上，靠著媒氣爐，滿臉紫藍，嘴裡塞了一條香蕉。趙眉道： “她不會再哭了。”」

當趙眉知道女兒在上學的時候，因為說中文而被同學欺負，加上陳路遠被公司裁員，生活上雙重的壓迫令趙眉精神上產生不尋常的反應。

「趙眉不再讓明明去上學，將她關在屋裡，手裡卻抱著兩個嬰兒，口裡總道： “他們想殺死明明。”又去買了100米黑布，成天在踏衣車上縫窗簾，將屋子蔽得墨墨黑黑的： “他們成天在看我們。他們想殺死明明。”在家裡又穿著雨衣，戴著醫生的透明膠手套，穿一雙膠雨靴。 “我怕，陳路遠。雨甚麼時候才停呢？”而三藩市冬日，陽光豐盛如巴塞隆拿。」

「我進廚房一看，孩子滿口是血，手裡還抓著滿滿的血與肉。趙眉在細細地叱喝著： “吃掉它。吃掉它。吃掉可以驅邪。我們在殺身之禍了。她也竟瓢起一調匙的生血肉，往嘴裡送…我略停手，她轉身便操住了廚刀，閃閃亮亮，冰冰涼涼的，擱刺著我的喉頭。」

陳路遠與趙眉在精神上的壓迫狀態，似乎只是生活的不如意所造成的創傷，但他們的特殊身份—移民外國的二等公民，正是令他們無法正常生活的主要原因。陳路遠身為建築師，只能找到文員、繪圖員的工作，這種職業錯置的個人經驗，與移民外國的香港人的集體經驗有著共通的地方。當年移民外國的香港人多數是中產階層，他們不算富有，但他們許多人都擁有專業知識和技能，例如大學畢業生、會計師、建築師。但因為他們的國籍與身份，他們的學歷不被承認，又或者他們受到一定程度的歧視，以致他們無法從事與自己專業範疇有關的行業。這些都是移民者的共同經驗，陳路遠的個人故事，其實是一種集體經驗的投射，當他以為移民是一種解脫，但原來他不過落入另一種恐懼與未知之中，「我們從油鑊跳進火堆，最後不過又由火堆跳回油鑊。」

後來陳路遠又回到香港。他形容自己在香港「迅速衰老」，他無法再認得香港，當他決定離棄這個城市的時候，城市亦同時離棄了他。他再跟不上時代的步伐，就像在街上不斷被人踩著鞋跟一樣，城市容不下他的緩慢，香港的新事情排斥了他這個回流的「舊香港人」，最後他發現自己已經失去了這個城市。在這個陌生的城市中，他們一家過著平凡的生活，「跟每一個香港家庭一樣，在暫時的恐怖的平靜裡生活…生命像一張繁複不堪的藥方，如是二錢，如是一兩。而我案前的草圖堆積如山，周末還得和建築商和發展商唱卡拉OK，吃含重金屬及各種毒素的海鮮，急於花錢又急於賺錢。我忽然懷念在美加那種真實的孤獨與恐懼，因為清醒，但我已別無選擇。」他與家人在香港的生活經驗，就如其他的家庭一樣，構成生活的成份雖然「繁複不堪」，但份量是清楚而明確，每個人的生活似乎不同，都其實都在經歷著類似的事情，「如是二錢，如是一兩」，不會多也不會少。生活的忙亂與急速使陳路遠根本沒時間去感受孤獨與恐懼，正如他對香港的感覺，「也談不上喜歡不喜歡，也沒時間想。」當他以為回到香港會是新生活的開始，其實他不過徘徊在一次又一次失去之中，「從油鑊跳進火堆，又從火堆再跳入油鑊。」陳路遠的回流經歷，在整個九十年代中並不是陌生的個人經歷，甚至於今天回歸後八年，這種對急速香港的陌生感覺仍然存在於回流香港的一群人身上，從個人經驗之中呈現出來的集體經驗，也是一種特殊歷史背景下產生出來的個人感受，流散在香港人的生活空間之中。

除了藉著陳路遠一家移民的故事，表達那種九七之前對於「失城」的恐懼心理外，故事另一個敘事者英藉警官伊云思，所代表的是殖民地移交回中國前的另一種聲音。一直以來，在社會主義作家的描寫下，殖民與被殖民者的關係也處於壓迫與被壓迫的對立上，殖民者或屬於殖民宗主國的人，永遠被形容為強勢的欺壓者、惡魔等等的負面形象。然而黃碧雲在失城中，便嘗試將另一種殖民者的聲音透過陳路遠的故事表達出來。殖民者未必如我們所想像般黑暗，他們在異鄉生活中所受到的壓力或孤獨，也非一般人所能了解得到。當某種論述中不斷將殖民者角色妖魔化時，其實背後對生活在香港的英國人來說，某程度上也是一種暴力。他們不熟悉我們的語言，他們甚至沒有為自己辯解的機會，但他們的形象又總被塑造成邪惡的欺壓者，以至他們生活的另一面總被主流論述忽略。伊雲思的故事告訴我們，他們那一群寄居於香港的英國人，面對回歸的來臨，內心也充斥著某種恐懼。而且，他們在這個充滿誘惑的殖民地裡過著寂寞的生活，就如伊云思對維多利亞的不忠，是需要被理解的。當一般人以為英國人在香港必然處於一個優越位置，但面對回歸臨近的各種社會變化時，英國人作為一個異鄉者的故事，會不會與伊云思同樣地充滿失落與沮喪？又或者，他們的故事是由那一種話語作表述？

而報警揭發陳路遠謀殺妻兒的鄰居，所代表的是另一種面對香港回歸中國的態度。他經常掛在口邊的一句話，「事情不得不這樣」，所說的就是活在一個不得不這樣的城市，所有事情也就「不得不這樣」。殖民地回歸，對於香港人來說，就是件不得不這樣的必然事實。脫離英國的殖民，回歸中國，在香港人眼中並非一件理所當然的事。自一九八九年六四以後，香港人對於中國大陸的聯想，或多或少也出於一種恐共的心態。而這種恐共心態，直至回歸之後也無法從香港人的心裡消除。雖然說香港是從中國割讓出來的土地，但從一百五十多年的殖民歷史來看，香港這片殖民地的發展遠遠超越於中國大陸，香港人甚至懷疑中國大陸究竟有沒有能力去管理這一個，無論在經濟、政制、科技等範疇上已經發展成熟的城市。但不論情況如何也好，簽訂中英聯合聲明落實了香港回歸這一個不得不這樣的事實，相對於陳路遠一家，鄰居與他的妻子面對生活的心態，畢竟是比較輕鬆的。恐懼在他們的心目中，只是一瞬間的事情，「平復以後，恐怖都變成了滑稽」就如面對陳路遠的謀殺案，事後他們竟以戲謔的方式模仿那一幕可怕的場面，把死亡變成他倆調情的玩意兒。這是一種身處生活之中的恐懼暴力時，最消極的面對方法，既然不得不這樣，倒不如以一種不認真(unserious)的態度去應付沉重婉轉至不可說的事情，例如死亡、回歸與及未來。 套用Lawrence Grossberg 的兩句說話，"If nothing can be done, what point is there in doing anything; celebration is as good a response as any--at least it is a party. Celebration in the face of inevitability, an embracing of nihilism without empowerment, since there is no real possibility of struggle."這正是將一切 “不得不這樣”的事情看成遊戲或派對，既然在無可選擇之下，不如以不認真的態度去面對，起碼這會是一個派對。
總結
黃碧雲所寫的失城裡，將各種恐懼透過故事人物的特殊身份表現出來。陳路遠一家人代表的是八、九十年代的中產階級，他們經濟上有能力移民外國，逃離九七回歸的必然事實。然而移民卻未如他們所想像般美好，當許多人也認為移民是擺脫九七大限恐懼的最好方法，但移民帶給他們的卻是另一種生活上的恐懼。移民只不過是個虛假的希望，而現實生活充滿了絕望與恐懼，他無法不以死亡對抗現實的殘酷。而故事裡的伊雲思，一個生活在香港的英國人，身份是警隊裡的警官。但因為臨近回歸，政府部門推行本地化政策，他在工作上面對許多的不如意，加上兒子販毒被捕，更使他對殖民地產生陌生、疏離的感覺。揭發陳路遠謀殺妻兒的鄰居，所代表的又是另一種生活的態度，既然不得不這樣，也沒所謂怎麼辦，「這樣辦，辦下去」將問題看得消極，但卻以積極的方法去面對。如果我們把回歸看成生活上的暴力，這或許是不公平的，不是每個人也如黃碧雲的失城中，陳路遠與趙眉對回歸大限抱著驚慌與恐懼。但他們的故事確實反映出當時香港某階層的人，在臨近九十年代前移民外國的故事，不是每一個香港人也視回歸為一種恐懼，不過事實上，的確有一群人在九七前夕因為恐懼而離開自己生活的地方，尋找另一種生活，所以恐懼回歸這種心態並不是小說虛構出來的處境。小說中的各個人物，代表著九七以前香港不同階層的人的想法，而回歸對於他們各人來說，意義是不相同的。雖然在黃碧雲的書寫上，透過陳路遠的故事描寫出回歸恐懼的一面，但在故事的結尾，透過鄰居與伊云思的對話裡，所表現的又是另一種面對未來的積極想法。「我們總不得不生活下去，而且充滿希望、溫柔、關懷、愛。因為希望原來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猶如上帝之於空氣與光，說有，便有了。」面對九七，有人消極頹廢，有人積極面對，雖然九七回歸已過，但在現實生活中，回歸以後對於中國統治的恐懼，其實仍未消除。如果將黃碧雲在小說末端這兩句說話，放於現在的香港中，對於我們香港人來說，力量又會有多大，意義又會是甚麼呢？

參考資料
黃碧雲，《失城》，《溫柔與暴烈》，香港：天地圖書，初版，1994年
劉紹銘，《寫作以療傷的小女子—讀黃碧雲小說失城》，《中國現代文學叢刊》，1999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