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ke-home Exam

暴力，在一般的主流理解裡，可能只流於狹義意義上肉體的暴力。但把暴力這個字置於一個廣闊的意義層面上看，暴力就不再止限於一些可見的、對肉體造成傷害的力量。暴力，以我個人理解，涉指任何權力關係中被壓迫者無法抵抗的力量。暴力，是一種強烈的力量，而當這種力量滲入生活各個層面上，會使人不能再以自己所願意的方式生活下去，對現實產生無力感。在中國現代小說之中，莫言的《檀香刑》對於暴力的描寫可說是「內外兼備」，除了對施加在身體上的暴力作出細緻的描繪外，還有各個人物處於自己的位置下所受到各種的暴力。另外，曾取得諾貝爾文學獎的Blindness，亦在暴力上有相當深入的描寫。透過一種無名眼疾於城市裡的散播，作者細緻刻劃患者、普羅市民、政府、軍人在當時環境的行為表現，帶出在「疫潮」中不同的人所面對的暴力。這兩本小說的書寫背景雖然各有不同，然而在某些關於無形暴力的書寫上，莫言與Jose Saramago亦有相似的地方。

同樣的理想人物投射——眉娘與醫生妻子

在男性中心主義的社會，以兩種不同姿態出現的女性，卻同時擁有普遍認知中「男與女」的「特質」，作為破解對傳統女性的道德制肘。這其實是一種理想的投射，將兩個女性放置於一個超然脫俗的想像中，當面對道德兩難的時候，她們有不平凡的勇氣去解決所有問題，甚至比起書中任何男性角色出色。然而作者也巧妙地安排了這類女性角色表現出來的軟弱，硬朗勇敢的背後同時充滿內心的掙扎，呈現一種內心與現實規範的張力拉扯。這樣的處理使她們不至過份被神聖化、奇蹟化，卻令她們更加有血有肉，點出了無形暴力在生活上是如何影響人的心理狀態。

檀香刑中的眉娘，為拯救父親，冒著生命危險夜闖監獄。反觀與眉娘相好的錢丁，作為一縣之首的他，雖然不斷的受到良心苛責，卻在道德兩難上連番猶豫，連面對大是大非的情況，他都只能屈服於袁世凱的權威之下。即使他最終亦選擇了違抗袁世凱的命令，但相比起眉娘的果敢決斷，他只是一名會阿諛奉盛的朝廷命官。在愛情上，眉娘同樣展示出一種超然的勇氣，她自己也說為了錢丁「顛倒了陰陽」、「不學那崔鶯鶯待月西廂，卻如那張君瑞深夜跳牆」，為見愛人一面在深夜潛入府衙，可是錢丁卻怯於妻子的威嚴下，一直不敢納眉娘為妾。眉娘敢愛敢恨，在她身上揉合了男與女的特質，對於生命的各種暴力壓迫，她以最積極、最果敢的態度回應。

Blindness中的醫生妻子是另—種完美人性的投射。從她為了丈夫而裝成患者，跟隨丈夫進入隔離營，多次在眾人發生糾紛的時候，以強勢的姿態站出來解決問題。例如當營中另一幫隔離者，利用他們手上持有手槍這優勢，籠斷所有資源，要求各人以自己的財物換取食物。他們甚至要求女人在性事上滿足他們，以換取食物。當各人為了自身利益而猶豫不決，醫生太太是第一個女性表示願意委身於那幫壞人，為眾人換取食物。後來她又潛入了那幫人的病房中，將眾人的首領殺手，憑的是手上一把剪刀以及無比的勇氣。當然，在她殺完人以後，她並不非毫無恐懼，但相比起他們當中的任何男性，只有她在危難前仍有勇氣去面對一切。

眉娘與醫生妻子的不同背負

將眉娘與醫生妻子的特質放在一起比較，或許這兩個人是有些共通的地方，然而她們剛強勇敢背後的驅動力，她們二人所背負的，卻是大大的不同。檀香刑中的孫眉娘，由始至終都不過為了兩個男人去付出自己的勇氣，一個是錢丁、另一個是父親孫丙。孫眉娘的命運，因為這兩個男人而改變了，這源於她對錢丁的愛以及與孫丙的骨肉之情。面對各種向著她身上衝擊的暴力，最明顯的是道德的枷鎖，她以最勇氣最積極的態度回應，但對這些暴力反抗的背後，牽涉的也許只是她自身的生死榮辱。她不如父親孫丙，孫丙所做的一切行動，都牽涉到中德兩國之間的關係，牽連整個國家民族的命運，他的一舉一動都不只再屬於個人的生死榮辱。而且，眉娘的果敢勇氣，很多是來自她對兩個男人感性的愛，那一刻的感覺決定了她的行動。在莫言的描寫中，孫眉娘雖然有著驚人的勇氣，可是她是缺乏理智的思考，就如深夜跳牆時被錢丁妻子設的陷阱堵截，顯得她的勇氣憑的只是一股無法壓制的愛慾。

但在blindness中，醫生妻子這個角色背負的是與她同在一起的族群。最初醫生妻子跟隨丈夫被隔離，冒著被感染的危險，她仍對丈夫不離不棄。她對醫生的愛是不容置疑。當下的決定或許也屬於不理性的，但她的堅持與孫眉娘那種愛慾交纏的思念是不同的。而且在那個情況之下，她根本毫無選擇，一是跟隨丈夫被隔離，不就與丈夫永遠的分離。在這種兩難的選擇上，面對將來種種未知的恐懼，她作出了最出乎意料的選擇，裝成患者跟隨丈夫。然而當她被隔離的時候所做的一切，受到欺壓時所作出的反抗，其實已遠遠超越了純粹對丈夫的愛。她放棄自己的利益，背負起整個族群的生死存亡，甚至當丈夫情願與另一個女人做愛，她只能默默去接受自己與他們的不同，她犧牲了自己去成全其他人的生命。這與莫言筆下的眉娘是不同的，醫生妻子的勇氣已經不再止於對丈夫的愛，而是她意識到自己作為唯一一個能夠看見的人，所要承擔起的責任，當受到外來者欺壓的時候，她更加要勇敢地對抗這些暴力，因為她知道，她是唯一一個能夠改變整個族群命運的人。

軍人與趙甲的相同之處
兩本小說中另一個對暴力有類似的描述，就是將殺人合理化，以維護國家利益作為殺人的理由。其實說穿了是為了保護自身利益—例如在Blindness中，士兵射殺接近他們的人，表面上是為了防止帶有疫症的人逃走，保護國家人民的安全，實際上，是他們害怕自己受到感染，當有患者接近他們時，他們不問分由，也不理會病人接近他們的原因是甚麼，就拿起搶子來射殺他們。士兵事後把這種盲目殺人的動作理性化，企圖擺脫自己良心與外界對自己的苛責。這似乎是一種加諸於執法者的權力，他們藉著國家賦予的權力將自己的工作神聖化，將殺人說成是維護社會公義，甚至以殺人作為引以自豪的無上光榮。

這與檀香刑中劊子手趙甲的描寫不謀而合，在小說中趙甲的生活裡，他多次向自己重覆劊子手工作的重要性。他不斷地肯定自己工作的重要性—作為國家法律的執行者，懲治所有違反國家法律的「犯人」，他的工作就是去剝奪別人的生命，將痛苦的刑罰施加至他不認識的人身上。正如趙甲的師傅余姥姥所言，「一個優秀的劊子手，站在執刑台前，眼睛裡就不應該再有活人，在他的眼睛裡，只有一條條的肌肉、一件件的臟器和一根根的骨頭。」劊子手不必憐憫死在他們手上的人，甚至以完成一場殘酷的刑罰作為一種榮譽。他們認為死在他手上的人都是罪有應得的，所以在施行刑罰的時候，他根本不必為這些人感到悲哀難過。這正正與Blindness之中，軍人射殺無辜市民背後所依據的邏輯一樣—他們是邪惡的、帶罪的，所以我的行動是絕對正義，無必要有罪疚感。


規範背後的不同

在blindness與莫言的小說，兩位作者同樣將人與禽獸作出行為上的對比，“If we cannot live entirely like human beings, at least let us do everything in our power not entirely like animals…” 與及從趙小甲眼中看出各人的禽獸本相。在檀香刑中，從趙小甲的敘述，只見人人都有一個本相，而這個本相的意象背後，其實暗指人性之中潛伏著的獸性。每個人其實都是一頭獸，不關乎人如何規範自己不淪為禽獸，而是人本身就擁有某些禽獸的特質。莫言的小說中，人的本質根本與禽獸無異，而這種禽獸亦不是因為文明而被壓抑。本相，就是原本的形相，從未被刻意隱藏，但只是擁有法力的人才看得見。但在Saramargo的blindness中，患上眼疾的人在被隔離的日子裡，都因為看不見而無法如常去生活。生活一下子失去平衡，扭曲了所有慣常的習慣，甚至連最基本的吃喝排泄都顧不上，只能以最原始的方法去解決生理需要。

醫生太太以一個外來者的身份(當然患上眼疾的人不會知道醫生太太的看得見，也不知道她與他們是不同的)說出上面的一番話，背後所代表的是一種文明聲音，即使在任何的情況底下，如果不能活得完全像一個人，起碼盡力去令自己不完全淪為禽獸。顯然，這是有意識地去規範自身行為的文明心理。但在檀香刑之中，相對於城市的系統性、整潔、文明，所有人物都活於鄉村的場景之中。如以火車鐵路作為西方文明的象徵，他們反對膠濟鐵路的興建，其實是反對西方文明入侵中國，更進一步推斷，他們的心目中根本沒有西方文明的概念。

所以，檀香刑的人物對自身的規範與blindness中的自我約制，實際上是建基在兩種不同的思想，檀香刑屬於傳統中國禮教對於君臣、父子、夫妻的階級束縛，blindness則是文明社會中對於個人行為的規管。

總結

雖然莫言與Jose Saramargo小說的主題、背景完全不同，但在小說裡卻同樣表達各種外在與內在的暴力。這其實說明了暴力存在於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要維持一個社會的規律，就不得不靠暴力去規管人的行為，使社會能夠「穩定」地發長展。所以，每個人的生活裡其實也充斥著各種各樣的暴力，甚至內化了一些道德規範去判斷對與錯，然而個人本身是察覺不到的。但我們透過閱讀小說，將作者眼裡的現實通過想像與誇張的情節，呈現於我們的眼前，讓我們從另一個角度去了解我們所身處的社會和世界，打破我們習慣認識事物的視角，讓我們從小說之中重新反思我們的生活。所以，檀香刑與Blindness 這兩本小說當中所呈現的暴力，正好讓我們反省社會之中人所要面對的暴力問題，與及當面對暴力時，人可以或應該如何去自處。

Question 2

從電影與小說的比較看暴力的處理

一)比較陳凱歌的《邊走邊唱》與史鐵生的《命若琴弦》

陳凱歌邊走邊唱改編自史鐵生的小說《命若琴弦》，主要人物是關於年輕瞎子與老瞎子的生活故事，他們如何靠著自己的力量生活下去，面對這個世界的困難。故事的主要骨幹是老瞎子與他的弦琴，他要彈斷一千根琴弦才可打開琴匣，取出放在裡面治療眼疾的藥方。但無論在小說或是電影中，老瞎子或是神神最後發現那張字其實只是白字一張，並非甚麼藥方。雖然故事的骨幹看似相同，但在陳凱歌鏡頭下的故事與史鐵生筆下的故事，許多細節的呈現也有所不同，而且對生命追求的表達也不一樣。

二)《命若琴弦》與《邊走邊唱》中所呈現的生命

在史鐵生的小說中，故事的開首與故事的結尾其實是相同的，也是講述一個老瞎子帶著一個年青瞎子到處說書的故事，然而結尾所指的老瞎子與開首的老瞎子已不是同一個人。故事開首的年青瞎子，其實是故事結尾的老瞎子，史鐵生這樣的描寫，想指出的是故事裡的人物只不過是經歷著一個生命的循環，他們重覆走在同一條路上，有一種很強烈的宿命主義。看見年青的小瞎子與女孩子談情說愛，老瞎子就好像看見從前的自己，而看見老瞎子一生的飄泊不定，就好像預視了小瞎子的將來。但在陳凱歌的電影中，故事反而集中在神神、石頭、蘭秀兒身上，對於那種宿命主義、生命的循環不絕，就不如小說般強烈。電影中所呈現的想法，是每個人對生命獨特的想法，他們各自對生命的追求，例如石頭追求與蘭秀兒相愛、蘭秀兒追求愛的忠貞、神神對於「看見」的追求。這是小說裡對個人故事著墨比較少的部分，也正是電影與小說想表達關於生命的不同想法。

三)對「看見」的追求

不論在陳凱歌的《邊走邊唱》還是在史鐵生的《命若琴弦》中，都離不開神神/老瞎子與石頭/小瞎子對「看見」的追求，他們也因為慨嘆命運的不公平，產生對於「看見」的渴望，令他們的故事能隨著琴弦而發展下去。小說中，作者安排小瞎子放在琴匣裡的就是那張空白的「藥方」，所以他走的路、所追求的也是老瞎子過去的人生，追求那一個他並不知道是虛設的目的。然而在陳凱歌的《邊走邊唱》裡，石頭放在琴匣中的，其實是蘭秀兒親手畫的圖畫。當然，電影中並無交代石頭究竟知不知道他放在琴匣中的，是否神神交給他的藥方，然而如果放在琴匣中的東西代表了對生命的追求，陳凱歌的安排事實上已經顛覆了小說原有的邏輯，石頭所追求的已不止是看見，更多的是他對蘭秀兒的愛情。這裡展現了一種有別於神神對「看見」的追求，也是作為一種對於瞎子宿命的抗拒，打破小說中瞎子命運的重覆。

四)蘭秀兒對愛情的追求

在陳凱歌的電影中，蘭秀兒是一個敢於為愛情而犧牲生命的剛強女子，她深知石頭身體的缺憾會成為他們相愛的最大阻礙，但她並沒為此而放棄石頭，反而對他堅貞不二，寧死也不肯屈從於家人的反對與世俗的眼光中。無論在情慾上還是在生命上，她從一開始就將自己的全部獻給石頭，毫無保留地去愛。電影中的蘭秀兒是個敢愛敢恨的女性，以身體抗衡世俗對於身體殘疾與傳統女性的道德規範，以極端的暴力去對抗加諸在她與石頭身上的道德暴力。她以一種最暴烈的方法去表現她對石頭的愛。而小說中的蘭秀兒卻順應了傳統女性的那條路，小瞎子身體上的缺憾使他們不能一起生活，甚至她根本不是愛上小瞎子，而不過是沉迷在小瞎子手上的電匣子，或是崇拜小瞎子在電匣子所得來的知識。比起電影，蘭秀兒對生命的追求就不那麼強烈。電影裡，蘭秀兒以死成全了她與石頭的愛；而小說中，蘭秀兒根本不了解甚麼是愛情，所以也談不上要追求些甚麼。

五)生命的目的與琴弦的關係

《邊走邊唱》中，神神最擅長的就是以歌聲去排解村民之間的糾紛。弦琴的力量與神神歌聲的威力，能夠使處於盲目、不理性鬥爭中人醒覺，一個「看不見」的人反而比起「看見」的人，更清楚的看見這個世界。陳凱歌將老瞎子的角色塑造成一個超脫於世俗的聖人，神化了老瞎子這個角色。然而在小說當中，老瞎子其實只是一個很平凡、很普通，靠與小瞎子說書來取悅村民，賴以維生的角色。他的工作是為沉悶的村民提供一點娛樂，是一個很現實很平凡的角色。史鐵生並沒有神化老瞎子這個角色，他將他描述成一個極為普通平凡的人，亦因為這樣，琴弦背後所代表的象徵，對於老瞎子來說意義也就更大。電影之中，有關於琴弦作為目的之追求的鋪排實在不多，這是因為神神的不平凡，使到那種追求目的的主題不夠突出。但小說之中，正因為老瞎子的平凡普通，夢想與目的成為了他生命的唯一依靠，彈斷琴弦的重要性是屬於他個人。而當他發現目的與夢想只不過是虛設的，他的人生立刻墮入虛無之中，一直支撐他生存下去的目的，原來只是一張白字。琴弦與藥方—這兩個作為人生目的與追求的象徵，因為老瞎子的平凡，在小說更為突出地被呈現出來。相比起電影，琴弦在小說中的意象就更為明顯了。

結論

史鐵生在小說中所呈現的是人生之中對於目的追求的重要性，他以極端的對比—瞎眼與看見，作為故事的主要基礎，對於瞎眼的人來說，追求看見可能就是生命的全部，比起任何的物質追求更為重要。史鐵生巧妙地使用琴弦作為人生目的與追求的比喻，目的最後存在與否，其實也不重要，重要的是那曾經彈響過的心曲。就如黃碧雲的失城中，陳路遠一家人對移民的希望—「移民不過是虛假的希望，而希望就從來無所謂有，無所謂無。」希望或者目的，可以說是對抗生活中種種暴力的武器，只有希望與目的能賜予人繼續生存的力量，能使人勇敢地面對生活種種的困難，積極地與暴力抗衡。瞎子的故事告訴我們，人活著的意義不由目的之達成與否所賦予，而是從追求目的的過程中，人對自我價值的肯定，在面對生活上各種不如意時，仍然有支持自己活下去的力量。雖然黃碧雲說希望從來無所謂有，無所謂無，但她也說，希望說如上帝創造光一樣，說有便有—如果只有目的，而不努力去追求，希望只是一種虛假的存在。希望的出現，在乎我們如何彈奏我們的琴弦，如何去追求希望。假如我們說有，希望便存在，而且成為我們生活中最強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