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詹明信《國族寓言》看黃碧雲《失城》

一)關於Fredric Jameson弗雷德里克‧詹明信
Fredric Jameson是美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理論家，他以馬克思思想的角度，對西方近代興起的問題作出深入的分析及研究。本文選取了詹明信於一九八六年發表的《處於跨國資本主義時代的第三世界文學》1( Third-World Literature in the Era of Multinational Capitalism)作為文學批評的基礎。此文乃詹明信為羅伯特．艾略特(Robert Elliot)所舉行第二次紀念會的演講稿，當中提到艾略特兩部重要的著作《諷刺的力量》和《烏托邦的形成》，將艾略特的觀點融入第三世界文學批評上2。

二)詹明信的論述目的及位置

詹明信提出第三世界文本這個概念，目的是為了提昇第三世界文學在世界上的地位，重新審視西方第一世界對於文學的觀念，打破歐美知識份子對第三世界文學的偏見。作為美國的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理論家，同時是美國知識份子之一的詹明信，他察覺到美國知識份子在視野上的不足。他將美國人比作黑格爾的奴隸理論中奴隸主，指他們並不如奴隸一樣認識到甚麼是現實與抵抗，所以他們雖然自由，但他們沒有屬於自己的位置。「我們所形成的上層奴隸主的觀點是我們認識上的殘缺，是把所觀物縮減到分裂的主體活動的一堆幻象。這種觀點是孤立和缺乏個人經驗的，它掌握不住社會整體，像一個沒有集體的過去和將來的、頻死的個人驅體。」3正因如此，第三世界文本獨特之處，就是它結合了個人經驗故事與集體經驗的艱難敘述，形成一種第三世界文化的寓言性質。

詹明信又指出「我們(西方讀者) 對那些往往不是現代派的第三世界文本缺乏同情心這種狀態本身，就是富人對世界上其他地方確實還有人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的現實的更深層的懼怕…有限的生活經驗通常不利於對類型全然不同的人民的廣泛同情。」(p89)4 讀者往往被西方文學的現代主義形塑了欣賞的角度，對於第三世界文學中的現實主義產生陌生感覺，並認為文本存在另一種異己讀者。所以，作為第一世界的讀者，他們被有限的生活經驗局限了對第三世界的賞析能力，「一種我們認為是老生常談或幼稚的敘事方式具有我們所不能分享的信息的新鮮感和對社會的關注。」5所以，詹明信認為第一世界的知識分子如果要有效地去閱讀第三世界的文學，必須首先放下成見，承認一種有別於他們生存環境的存在，這樣才能理解異己讀者的感覺。他甚至認為，西方國家被「中心的主體」、「統一的自我」這些幻影蒙蔽了，他們不意識到世界正趨向更根本的分裂，只集中閱讀西方第一世界的文本而忽略了世界其他重要的文本。

詹明信使用「第三世界」作為形容文本類型的原因是要 「反對抹煞非西方國家和環境內部之間的深刻不同」5，他以 「資本主義」作為第一世界的定義，第二世界為「社會主義集團」，而第三世界則形容那些 「受到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侵略的國家」6。他強調「第三世界」這詞彙只是一種純粹的描述，不帶任何對立意識形態上的偏見，也有別於一般思想裡無法擺脫的集中理論。而他又指出，「第三世界文本」只是一個臨時性的觀點，「旨在建議研究的具體觀點和向第一世界文化價值觀和偏見影響的人轉達那些明顯被忽略了的文學的利害關係和價值。」7，而不是一種帶有權威性的文學批評方法。

三)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文本—政治與個人心理的關係

詹明信將馬克思理論中生產方式影響上層結構的觀點融入第三世界文本的分析中，指出那些第三世界—如非洲與中國—各自以部落文化與亞細亞的生產模式，與帝國文化入侵、資本主義及現代化的滲透，進行「生死搏鬥」。正因為中國與非洲擁有如此特殊的生產模式與社會結構，它們的上層結構和文化生產也有別與一般資本主義國家，所以「所有第三世界的文本均帶有寓言性和特殊性，我們應該把這些文本當作民族寓言來閱讀。」8而第三世界文化與第一世界最大的分別，在於資本主義文化那種 「公與私之間、詩學與政治之間、性慾與潛意識領域與階級、經濟、世俗政治權力的公共世界之間產生嚴重的分裂」9，個人生存的經驗脫離了抽象的經濟科學和政治，而個人的心理變化與社會政治環境亦無任何關係。

第三世界文本的特殊性正好與第一世界相反，詹明信認為「那些看起來好像是關於個人和利比多趨力的文本，總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來投射一種政治：關於個人命運的故事包含著第三世界的大眾文化和社會受到衝擊的寓言。」10所以，第三世界中的心理學/利比多，理應由政治與社會方面來理解，由於個人的心理與社會環境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所以形成了第三世界文本中帶有國族寓言這種特殊性。而因為西方第一世界裡，個人與社會政治之間存在的分裂，形塑了一種固有的閱讀模式或對文本的理解方法，使他們在閱讀第三世界文本時產生了強烈的陌生感。詹明信指出，寓言結構同樣存在於第一世界的文本中，然而那是一種隱藏於潛意識中的寓言，要靠一整套社會和歷史批判的詮釋機制來解碼。相比之下，第三世界的文本「是有意識與公開的民族寓言」，個人心理與社會政治之間帶著強烈的關係。11

四)黃碧雲的失城

在套用詹明信的國族寓言看黃碧雲的失城前，首先要辨別香港與其他國家之間的相同與差異，香港生產的文本究竟符不符合詹明信提出第三世界文學的定義？香港，究竟屬於第一世界還是第三世界？而在應用國族寓言分析文本時，香港歷史上的特殊殖民狀態，會否影響到寓言投射的複雜性？所以，在了解有關失城與國族寓言的關係前，必須認識香港特殊的殖民情形，香港既是屬於資本主義世界，但同時也受到殖民主義及帝國主義入侵，但與印度或拉丁美等被殖民國家不同的是，香港從來沒有一套可以作為抗衡殖民者的根源文化，也沒有如第三世界的民族主義。而且，香港處於殖民狀態時，在經濟上或現代化上已經與宗主國看齊，與其他脫離殖民地後才發展資本主義現代化的國家的情況完全不同，香港在殖民時期已經步入了所謂「後殖民」的狀況。再說，香港的殖民性質與其他國家並不相同，香港是一個殖民城市，而非殖民國家，當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中國時，「香港的統治政權將會從一個殖民主權國家(英國)，轉交到另外一個主權國家(中國大陸)的手中…實際上是跳不出一個 “殖民” 框架。」12所以在討論以殖民主義與資本主義作為文學類型主要區分的標準時，不可忽視香港作為殖民城市本身的獨特歷史背景。

黃碧雲於九十年代創作小說失城，小說背景以居於香港的中國人、居於香港的英國人與及移民外國的香港人作主要敘述架構，以面對九七回歸大限之前，於城市中充斥的恐懼作為故事主題。故事中的殺人犯陳路遠，一個在九七前移居海外的香港人，與家人不斷的從一個城市移民至另一個世界，從加拿大到美國，因為承受不了孤獨與恐懼，在精神上受到很大的折磨。雖然最後他們一家人還是回到香港，但陳路遠仍然擺脫不了 「失城」 的恐懼，他經歷了多次的飄泊與轉移，但也沒法找到一個安身立命的地方。對於他而言，每一個城市都不屬於他，在面對未來的種種未知的不安下，他把一家四口親手殺死，認為是出自對家人的愛的最好安排。黃碧雲的作品一向以暴力見稱，劉紹銘認為在《其後》與《溫柔與暴烈》的十七篇小說中，「以暴力的震撼度而言，其他篇章或不能與《失城》比擬。」13然而這種暴力背後，卻寄託了無限關懷與愛，以最暴力的手段展現了最溫柔的愛。

黃碧雲的作品最大特色除了暴力外，還有對社會人文的關懷。她以小說揭開現代資本社會的黑暗，展示她對社會政治、民間疾苦的關心，黃念欣就這樣形容黃碧雲本人與她的作品：

「曾經作為一個記者與律師的黃碧雲，她的寫作更有極大部分是來自社會使命之驅使，以至對整個人類文明的關懷。她對五四精神「以寫來改變人的思想」的信念、對世情的洞察、人類困難處境的同情，都可以在她多年來載於《明報周刊》的專欄上找到。然而她又並非故作高調而忽略現世生活的零碎試煉，反而有時候對小市民的心態與香港社會俚俗的一面有非常精到的描繪。」14

以失城為例，她描寫的不止是一個關於中產階級移民的故事，而是透過陳路遠一家的故事，訴說普遍香港人在面對九七回歸大限時所產生的恐懼與不安，也描寫了八十年代移民外國那些人的心態。當故事中陳路遠所代表的中層階層以為自己藉著移民，避過了香港未來的種種不穩定，但他最後發覺，「移民不過是一個虛假的希望。」15黃碧雲筆下的趙眉與陳路遠，代表的是香港中產知識份子，他們對香港的恐懼來自八九十年代香港政治的不穩定，「但趙眉真的怕。中英談判觸礁，港元急遽下瀉，市民到超級市場搶購糧食。」16。他們決定離開這個城市，就如八十年代有經濟條件離開香港，尋找另一種生活的中產一樣，他們對香港的將來毫無信心。陳路遠與趙眉的決定，除了屬於一種個人經驗之外，其實也代表了九十年代香港某一階層的集體經驗，在無法排解的恐懼之下，選擇離開香港到外國落地生根的一群。正如詹明信所說政治與個人利比多的關係一樣，九七回歸大限前的個人恐懼，正正是一種第三世界文學國族寓言的呈現。

詹明信以魯迅的狂人日記出現的精神疾病，理解為佛洛伊德理論中，精神病作為重建現實世界的一種方法，揭示現實世界的黑暗與可怕。在黃碧雲的失城中，移民外國的陳路遠與趙眉並非幸福快樂地永遠生活下去，相反，他們受到移民外國後生活上種種挫折的折磨，失業、受歧視、孤獨、恐懼……他們的精神出現了失常的狀況。陳路遠移民外國後一直失業，他甚至多次盟起殺死趙眉與孩子明明的念頭，孤獨而沉悶的生活令他懷念香港來，他形容「我的存在不過在牧羊狗、小孩與垃圾桶之間。」17加拿大的生活沒有去除他對未來的恐懼，「我們以為自己追求自由，來到了加國，但畢竟這是一座冰天雪地的大監獄—基本法不知頒佈了沒有。他們在那裡草擬監獄條例呢。逃離它，來到另一座監獄。」18當他知道趙眉再次懷孕時，他更覺得應該打掉孩子，不應將孩子生下來。如果孩子是代表了對未來的希望，陳路遠顯然對未來抱著消極的態度，即使後來他找到一份文員的工作，然而在香港是建築師的他，面對生活與工作上的失落，職業的錯置，仍然沒法以正常的心態生活下去。尤其當孩子出生之後，他們兩夫妻更飽受精神折磨，

「我開車雙手總是發顫，在辦公室裡老覺得窗外有人寂寂地看著我，還有一種得意看熱鬧神情。仔細一看，又沒有了，腦裡只是有無盡的嬰兒哭聲，在深夜的靈魂盡處。」19他的妻子趙眉也差點殺死女兒明明，「我已經多時沒見過她的笑容。明明卻坐在地上，靠著媒氣爐，滿臉紫藍，嘴裡塞了一條香蕉。趙眉道： “她不會再哭了。”」20

當趙眉知道女兒在上學的時候，因為說中文而被同學欺負，加上陳路遠被公司裁員，生活上雙重的壓迫令趙眉精神上產生不尋常的反應。

「趙眉不再讓明明去上學，將她關在屋裡，手裡卻抱著兩個嬰兒，口裡總道： “他們想殺死明明。”又去買了100米黑布，成天在踏衣車上縫窗簾，將屋子蔽得墨墨黑黑的： “他們成天在看我們。他們想殺死明明。”在家裡又穿著雨衣，戴著醫生的透明膠手套，穿一雙膠雨靴。 “我怕，陳路遠。雨甚麼時候才停呢？”而三藩市冬日，陽光豐盛如巴塞隆拿。」21

「我進廚房一看，孩子滿口是血，手裡還抓著滿滿的血與肉。趙眉在細細地叱喝著： “吃掉它。吃掉它。吃掉可以驅邪。我們在殺身之禍了。她也竟瓢起一調匙的生血肉，往嘴裡送…我略停手，她轉身便操住了廚刀，閃閃亮亮，冰冰涼涼的，擱刺著我的喉頭。」22

陳路遠與趙眉在精神上的壓迫狀態，似乎只是生活的不如意所造成的創傷，但他們的特殊身份—移民外國的二等公民，正是令他們無法正常生活的主要原因。陳路遠身為建築師，只能找到文員、繪圖員的工作，這種職業錯置的個人經驗，與移民外國的香港人的集體經驗有著共通的地方。當年移民外國的香港人多數是中產階層，他們不算富有，但他們許多人都擁有專業知識和技能，例如大學畢業生、會計師、建築師。但因為他們的國籍與身份，他們的學歷不被承認，又或者他們受到一定程度的歧視，以致他們無法從事與自己專業範疇有關的行業。這些都是移民者的共同經驗，陳路遠的個人故事，其實是一種集體經驗的投射，當他以為移民是一種解脫，但原來他不過落入另一種恐懼與未知之中，「我們從油鑊跳進火堆，最後不過又由火堆跳回油鑊。」23

後來陳路遠又回到香港。他形容自己在香港「迅速衰老」24，他無法再認得香港，當他決定離棄這個城市的時候，城市亦同時離棄了他。他再跟不上時代的步伐，就像在街上不斷被人踩著鞋跟一樣，城市容不下他的緩慢，香港的新事情排斥了他這個回流的「舊香港人」，最後他發現自己已經失去了這個城市。在這個陌生的城市中，他們一家過著平凡的生活，「跟每一個香港家庭一樣，在暫時的恐怖的平靜裡生活…生命像一張繁複不堪的藥方，如是二錢，如是一兩。而我案前的草圖堆積如山，周末還得和建築商和發展商唱卡拉OK，吃含重金屬及各種毒素的海鮮，急於花錢又急於賺錢。我忽然懷念在美加那種真實的孤獨與恐懼，因為清醒，但我已別無選擇。」25他與家人在香港的生活經驗，就如其他的家庭一樣，構成生活的成份雖然「繁複不堪」，但份量是清楚而明確，每個人的生活似乎不同，都其實都在經歷著類似的事情，「如是二錢，如是一兩」，不會多也不會少。生活的忙亂與急速使陳路遠根本沒時間去感受孤獨與恐懼，正如他對香港的感覺，「也談不上喜歡不喜歡，也沒時間想。」26當他以為回到香港會是新生活的開始，其實他不過徘徊在一次又一次失去之中，「從油鑊跳進火堆，又從火堆再跳入油鑊。」陳路遠的回流經歷，在整個九十年代中並不是陌生的個人經歷，甚至於今天回歸後八年，這種對急速香港的陌生感覺仍然存在於回流香港的一群人身上，從個人經驗之中呈現出來的集體經驗，也是一種特殊歷史背景下產生出來的個人感受，流散在香港人的生活空間之中。

五)結論
詹明信提出的第三世界國族寓言學說，其實針對的是第一世界知識份子他們對於文學視野的貧乏不足，漠視了其他非西方國家在文學上的重要性。八十年代詹明信提出這個觀點後，惹來極大的爭議，Aijaz Ahmad更對詹明信的論點作出多方面的批評。在理論提出後二十年的今天，在重新應用詹明信的國家寓言作文學評論時，不得不注意的是在這二十年間對於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區別條件的轉變。而且，二十年後西方對於非洲、拉丁美洲、中國等所謂 “第三世界”文學的態度，與詹明信提出的批評理論或者在論述角度上已經出現了偏差，我們要小心處理時間歷史的轉變，避免因為忽略客觀條件的改變而造成思想上的偏見。無疑，詹明信對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的定義比較含糊，但正因為這種含糊性，當今天我們重新審視社會與文學之間的關係時，可以給分析的空間亦相對較有彈性。第一世界或第三世界在香港特殊的文化歷史語境中，或者難以作出明確的界定，但以詹明信的國族寓言來分析香港的文本，一種徘徊於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之間的文類，正正指出了香港這種生產模式的含混性與社會結構的不穩定，如何建構出香港文化的特殊狀況，產生了黃碧雲的失城中，各人深深陷入的那種恐懼與不得不這樣的無力狀態中，反映出個人心理、社會政治環境與文學之間互相拉扯形成的張力，也反映出九十年代香港身處的那種世紀末頹廢。

參考資料：

1) 詹明信著，張京媛譯，《處於跨國資本主義時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學》，《馬克思主義：後冷戰時代的思索》，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年
2)同上，頁104
3)同上，頁111
4)同上，頁89
5)同上
6)同上，頁90
7) 同上，頁91
8)同上，頁92
9) 同上
10)同上
11)同上，頁104
12)劉敏儀，《後殖民主義與香港文化》，《文化評論》第二輯
13)劉紹銘，《寫作以療傷的小女子—讀黃碧雲小說失城》，《中國現代文學叢刊》，1999年01期
14) 黃念欣，〈花憶前身─黃碧雲VS.張愛玲的書寫焦慮初探〉，附於黃碧雲，《十二女色》，台北：麥田，初版，2000年，頁268。
15)黃碧雲，《失城》，《溫柔與暴烈》，香港：天地圖書，初版，1994年，頁205
16)同上，頁199
17)同上，頁193
18)同上
19)同上，頁194
20)同上，頁195
21)同上，頁201
22)同上，頁202
23)同上，頁203
24)同上
25)同上，頁205
26)同上，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