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七十年代看香港本土意識的興起

在一百五十年的英國殖民統治歷史中，香港一直處於一個尷尬的文化位置，徘徊在中國共產主義文化與殖民者的英國文化之間，她的文化身份一直未有定案。而居住在這個被英國殖民統治的小島之中，香港人這個身份意識是從那個時候開始冒起呢？香港人，從那個時代起開始產生一種集體而固定的身份認同？許多學者認為七十年代戰後土生土長的一代人，是本地意識冒起的動力根源，而這種意識亦與香港當時的經濟環境息息相關。不少文章曾描繪七十年代香港市民的各種生活經驗，展示一幅較為完整的歷史圖畫，從殖民政府種種針對改善民生的政策，以至市民具體生活的各個細節，把香港人的本土意識從各個面向中勾勒出來。本文希望綜合一些學者的討論，從經濟、政治、普及文化的層面上，窺探一下七十年代中香港的本土意識是如何產生，而這種身份認同究竟又是建基於甚麼，嘗試為香港本土意識的分析進行梳理。

一)後暴動時期

一九六七的暴動，或多或少也引發起部分居於香港的人對文化身份的思考。這是一次響應中國文化大革命反資本主義的左派運動，針對殖民政府而發起的一次動亂，最後由香港政府出手以暴力鎮壓而完結。增田真結子就以此來形容該此暴動，「如果我們視香港殖民地政府為西方右派的代表之一，「六七暴動」便算左右兩派的衝突事件。」1六十年代殖民政府的貪污腐敗，使到不少香港人對殖民政府產生厭惡，一些大學生開始思考香港與中國之間的關係，但同時，這一次暴動亦令香港市民向殖民政府提出改善生活的訴求，把對殖民政府的不滿情緒藉著群眾運動表達出來。六七暴動之中，不是簡單的認同中國共產主義，否定英國殖民統治的二元對立，反之，這是一種混合了「恐懼與憧憬」2的愛恨交纏。

從六七十年代的學生刊物裡，不難找到一些認同中國共產主義的文章，這反映出當時香港一些年青人，對心目中的祖國抱有一種美好的想像，「對於這些熱血青年來說，腐敗和暴力的殖民體制，才是吃人的惡魔。能驅走殖民地不公義的，正是深圳河以北的社會主義祖國。」3但在香港社會之中，同時也存在著市民對中國共產黨的恐懼心態，尤其六十年代末期開始的文化大革命，從珠江口飄流而至五花大綁的屍體，更增加了香港市民對於中國共產黨的恐懼。呂大樂於《香港故事不易講》4一文中，引述了Ian Scott的著作Political Change and the Crisis of Legitimacy in Hong Kong中六七暴動對當時殖民者局勢的影響，「暴動的後果卻是強化了現存制度的支持程度及認受性。要在文化大革命的共產主義與當時仍未改革的殖民地資本主義國家機器之間作出選擇，大部分人選擇了站在他們熟悉但可厭的一方。」5 殖民政府雖然腐敗，但相對於恐怖的中國共產主義，市民並未因此對中國產生任何認同，然而對殖民政府的失望與不滿，卻埋下一種與政治無關的本土意識。

七十年代的經濟與政治環境
一九七一年，麥理浩(Murray McLehose)接任戴麟趾成為第二十五任港督。針對六十年代末市民對殖民政府的不滿情緒，麥理浩實施了各種政策措施，來修補市民與政府之間的關係，例如舉辦香港節、設立民政司署等等。在呂大樂另一篇書寫有關七十年代的文章《潮流與文化身份：本土意識》6中，指出有許多人將香港的轉變歸功於麥理浩，但卻忽略了當時香港「那些不會成為社會事件，主要在背後影響整個佈局的轉變。」7例如香港經濟的全面復甦和普及文化的興起，是一些有別於政治層面而令港人對香港產生歸屬感的原因。

呂大樂又指出雖然七十年代麥理浩上任的時候推行過不少新政策，希望改善市民與殖民政府的關係，然而政府的政策根本未能照顧到基層市民的需要，甚至連住屋問題也未能全面解決。所以，市民對殖民政府其實仍抱著不信任的態度，他們寧願依靠自己的力量去爭取權益。就以一九七二年六月十八日的大雨災為例，市民自發地組織起救援工作，「直覺上也覺得這會比單單等待政府打救來得可靠。」8，顯示出當時香港市民對於政府辦事能力的不信任。雖然在往後的日子裡，麥理浩的施政漸為人所稱許，但呂大樂卻認為，這些「事後看來很合理的政策改革，其實是政府內部改革與民眾鬥爭加起來的結果」9，即是說，香港的政策改變並非全由殖民政府主導，如果將香港的轉變全歸功於殖民政府的功勞，似乎是將香港市民於殖民歷史的角色過分簡化。

另外，六七暴動後帶來的經濟損失，於七十年代漸漸復原起來。香港經濟起飛，製造業與輕工業開始興旺起來，擺脫六十年代末期、七十年代初的經濟衰退期，土生土長的戰後嬰兒陸續踏足社會工作，遇上香港經濟重上軌道的契機，使不少人都對香港的前途恢復信心，相信香港是一個機會處處的城市。而呂大樂於《香港的故事不易講》一文中，亦將香港意識的興起扣連於經濟發展這個因素，指出香港的經濟增長為社會結構加入一個中上層的位置，「為上向社會流動創造了基本條件」10，戰後成長的新一代正好把握了這個機遇，晉升至社會中上層的位置。

建基於利益的香港本土意識

七十年代的香港，既無法對殖民者英國產生任何歸屬感，對一河之隔的共產主義中國又背著無限的恐懼，民心背向不屬於中英任何一方。如吳俊雄所說「這(香港)大部分地方國族意識建構成形的背景並不相同：政治主體不敢談政治，經濟成就變成了整個奇蹟的心向所屬…」11亦如周子恩所言，「香港的文化身份並非寄生於民族主義或殖民統治，而是來自確切的生活體驗。」12但這種生活體驗又是甚麼呢？在七十年代的整體環境裡，市民的生活體驗是在經濟發展中得到利益，相比起處於封閉狀態的中國，香港充滿機遇、提供了穩定的生活、有五光十色的普及文化，是「西化的、已發展的地域」，香港人開始對自己的出生地擁有一種認同以及自豪感。這種本土意識基建的是香港的經濟發展，「它既不是反叛意識(例如反打港英殖民地管治)，也不是一套既有文化的延續」13，它是以香港的成功作為冒起的主要因素，是香港人從生活在香港之中得到利益而產生的認同感。

結論

不少人亦認同香港的本土意識源自於七十年代，一個步入穩定、經濟起飛的年代。即使殖民政府的政策未必照顧到所有市民的需要，但從麥理浩的施政方針中看得出，七十年代政治環境的改變，的確增強了大多數市民對香港的信心與自豪感。然而正由於這種特殊的政治環境與經濟氣候的相互交錯，使到一種特別的本土意識應時代而生，一種建基於成功、利益與穩定生活的本土意識。但這種特殊本土意識的基本性質只是一個時代的巧合，香港人之所以認同香港、承認自己是香港人，正因為他們擁有這些側重利益、成功的特質，然而當一天他們無法在香港得到任何利益、或香港不再是一個經濟奇蹟的時候，很容易就能揭示出這種身份意識背後的基礎是何奇的脆弱。「所謂『香港意識』，原來只是在香港生活的經驗。很多人都覺得這種經驗很好，但卻並非很多人會願意為保存這種經濟而有所付出。」14如果香港人這個身份只不過是成功的代名詞，一旦香港陷入失敗與挫折，究竟有多人仍然願意去為香港出力？假如香港人與香港的關係只不過是利益上的相互利用，香港人，究竟又是些甚麼呢？我想，七十年代這個香港文化的轉捩點，或許給予了一個切入點，讓我們這一代去思索九十年代以至回歸後香港本土意識的轉向與發展，讓我們重新去發掘，香港人究竟可以是些甚麼。

參考資料：
1) 增田真結子︰《從『中國學生周報』電影版看六十年代香港文化身份的形成》，《香港文化與社會研究學報第一卷第二期》，二零零二年，頁235

2)孔誥峰：《走出香港的殖民情意結》，《後特區啟示錄》，(香港：Roundtable，二零零四年)，頁220

3)同上

4)呂大樂：《香港故事不易講/非歷史的殖民地成功故事》，《書寫城市：香港的身份與文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二零零二年)頁210

5)同上

6)呂大樂：《潮流與文化身份：本土意識》，《閱讀香港普及文化1970-2000》吳俊雄、張志偉編，(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二零零二年)

7)同上，頁666

8)同上，頁664

9)同上，頁666

10) 呂大樂：《香港故事不易講/非歷史的殖民地成功故事》，《書寫城市：香港的身份與文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二零零二年)頁212

11) 吳俊雄：《尋找香港本土意識》，《閱讀香港普及文化1970-2000》吳俊雄、張志偉編，(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二零零二年)頁92

12) 周子恩：《為特首的施政困難把脈：應以文化身份認同為依歸》，《後特區啟示錄》，(香港：Roundtable，二零零四年)，頁239

13) 呂大樂：《香港故事不易講/非歷史的殖民地成功故事》，《書寫城市：香港的身份與文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二零零二年)頁213

14)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