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詹明信《國族寓言》看黃碧雲《失城》

一)關於Fredric Jameson弗雷德里克‧詹明信
Fredric Jameson是美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理論家，他以馬克思思想的角度，對西方近代興起的問題作出深入的分析及研究。本文選取了詹明信於一九八六年發表的《處於跨國資本主義時代的第三世界文學》1( Third-World Literature in the Era of Multinational Capitalism)作為文學批評的基礎。此文乃詹明信為羅伯特．艾略特(Robert Elliot)所舉行第二次紀念會的演講稿，當中提到艾略特兩部重要的著作《諷刺的力量》和《烏托邦的形成》，將艾略特的觀點融入第三世界文學批評上2。

二)詹明信的論述目的及位置

詹明信提出第三世界文本這個概念，目的是為了提昇第三世界文學在世界上的地位，重新審視西方第一世界對於文學的觀念，打破歐美知識份子對第三世界文學的偏見。作為美國的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理論家，同時是美國知識份子之一的詹明信，他察覺到美國知識份子在視野上的不足。他將美國人比作黑格爾的奴隸理論中奴隸主，指他們並不如奴隸一樣認識到甚麼是現實與抵抗，所以他們雖然自由，但他們沒有屬於自己的位置。「我們所形成的上層奴隸主的觀點是我們認識上的殘缺，是把所觀物縮減到分裂的主體活動的一堆幻象。這種觀點是孤立和缺乏個人經驗的，它掌握不住社會整體，像一個沒有集體的過去和將來的、頻死的個人驅體。」3正因如此，第三世界文本獨特之處，就是它結合了個人經驗故事與集體經驗的艱難敘述，形成一種第三世界文化的寓言性質。

詹明信又指出「我們(西方讀者) 對那些往往不是現代派的第三世界文本缺乏同情心這種狀態本身，就是富人對世界上其他地方確實還有人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的現實的更深層的懼怕…有限的生活經驗通常不利於對類型全然不同的人民的廣泛同情。」(p89)4 讀者往往被西方文學的現代主義形塑了欣賞的角度，對於第三世界文學中的現實主義產生陌生感覺，並認為文本存在另一種異己讀者。所以，作為第一世界的讀者，他們被有限的生活經驗局限了對第三世界的賞析能力，「一種我們認為是老生常談或幼稚的敘事方式具有我們所不能分享的信息的新鮮感和對社會的關注。」5所以，詹明信認為第一世界的知識分子如果要有效地去閱讀第三世界的文學，必須首先放下成見，承認一種有別於他們生存環境的存在，這樣才能理解異己讀者的感覺。他甚至認為，西方國家被「中心的主體」、「統一的自我」這些幻影蒙蔽了，他們不意識到世界正趨向更根本的分裂，只集中閱讀西方第一世界的文本而忽略了世界其他重要的文本。

詹明信使用「第三世界」作為形容文本類型的原因是要 「反對抹煞非西方國家和環境內部之間的深刻不同」5，他以 「資本主義」作為第一世界的定義，第二世界為「社會主義集團」，而第三世界則形容那些 「受到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侵略的國家」6。他強調「第三世界」這詞彙只是一種純粹的描述，不帶任何對立意識形態上的偏見，也有別於一般思想裡無法擺脫的集中理論。而他又指出，「第三世界文本」只是一個臨時性的觀點，「旨在建議研究的具體觀點和向第一世界文化價值觀和偏見影響的人轉達那些明顯被忽略了的文學的利害關係和價值。」7，而不是一種帶有權威性的文學批評方法。

三)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文本—政治與個人心理的關係

詹明信將馬克思理論中生產方式影響上層結構的觀點融入第三世界文本的分析中，指出那些第三世界—如非洲與中國—各自以部落文化與亞細亞的生產模式，與帝國文化入侵、資本主義及現代化的滲透，進行「生死搏鬥」。正因為中國與非洲擁有如此特殊的生產模式與社會結構，它們的上層結構和文化生產也有別與一般資本主義國家，所以「所有第三世界的文本均帶有寓言性和特殊性，我們應該把這些文本當作民族寓言來閱讀。」8而第三世界文化與第一世界最大的分別，在於資本主義文化那種 「公與私之間、詩學與政治之間、性慾與潛意識領域與階級、經濟、世俗政治權力的公共世界之間產生嚴重的分裂」9，個人生存的經驗脫離了抽象的經濟科學和政治，而個人的心理變化與社會政治環境亦無任何關係。

第三世界文本的特殊性正好與第一世界相反，詹明信認為「那些看起來好像是關於個人和利比多趨力的文本，總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來投射一種政治：關於個人命運的故事包含著第三世界的大眾文化和社會受到衝擊的寓言。」10所以，第三世界中的心理學/利比多，理應由政治與社會方面來理解，由於個人的心理與社會環境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所以形成了第三世界文本中帶有國族寓言這種特殊性。而因為西方第一世界裡，個人與社會政治之間存在的分裂，形塑了一種固有的閱讀模式或對文本的理解方法，使他們在閱讀第三世界文本時產生了強烈的陌生感。詹明信指出，寓言結構同樣存在於第一世界的文本中，然而那是一種隱藏於潛意識中的寓言，要靠一整套社會和歷史批判的詮釋機制來解碼。相比之下，第三世界的文本「是有意識與公開的民族寓言」，個人心理與社會政治之間帶著強烈的關係。11

四)黃碧雲的失城

在套用詹明信的國族寓言看黃碧雲的失城前，首先要辨別香港與其他國家之間的相同與差異，香港生產的文本究竟符不符合詹明信提出第三世界文學的定義？香港，究竟屬於第一世界還是第三世界？而在應用國族寓言分析文本時，香港歷史上的特殊殖民狀態，會否影響到寓言投射的複雜性？所以，在了解有關失城與國族寓言的關係前，必須認識香港特殊的殖民情形，香港既是屬於資本主義世界，但同時也受到殖民主義及帝國主義入侵，但與印度或拉丁美等被殖民國家不同的是，香港從來沒有一套可以作為抗衡殖民者的根源文化，也沒有如第三世界的民族主義。而且，香港處於殖民狀態時，在經濟上或現代化上已經與宗主國看齊，與其他脫離殖民地後才發展資本主義現代化的國家的情況完全不同，香港在殖民時期已經步入了所謂「後殖民」的狀況。再說，香港的殖民性質與其他國家並不相同，香港是一個殖民城市，而非殖民國家，當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中國時，「香港的統治政權將會從一個殖民主權國家(英國)，轉交到另外一個主權國家(中國大陸)的手中…實際上是跳不出一個 “殖民” 框架。」12所以在討論以殖民主義與資本主義作為文學類型主要區分的標準時，不可忽視香港作為殖民城市本身的獨特歷史背景。

黃碧雲於九十年代創作小說失城，小說背景以居於香港的中國人、居於香港的英國人與及移民外國的香港人作主要敘述架構，以面對九七回歸大限之前，於城市中充斥的恐懼作為故事主題。故事中的殺人犯陳路遠，一個在九七前移居海外的香港人，與家人不斷的從一個城市移民至另一個世界，從加拿大到美國，因為承受不了孤獨與恐懼，在精神上受到很大的折磨。雖然最後他們一家人還是回到香港，但陳路遠仍然擺脫不了 「失城」 的恐懼，他經歷了多次的飄泊與轉移，但也沒法找到一個安身立命的地方。對於他而言，每一個城市都不屬於他，在面對未來的種種未知的不安下，他把一家四口親手殺死，認為是出自對家人的愛的最好安排。黃碧雲的作品一向以暴力見稱，劉紹銘認為在《其後》與《溫柔與暴烈》的十七篇小說中，「以暴力的震撼度而言，其他篇章或不能與《失城》比擬。」13然而這種暴力背後，卻寄託了無限關懷與愛，以最暴力的手段展現了最溫柔的愛。

黃碧雲的作品最大特色除了暴力外，還有對社會人文的關懷。她以小說揭開現代資本社會的黑暗，展示她對社會政治、民間疾苦的關心，黃念欣就這樣形容黃碧雲本人與她的作品：

「曾經作為一個記者與律師的黃碧雲，她的寫作更有極大部分是來自社會使命之驅使，以至對整個人類文明的關懷。她對五四精神「以寫來改變人的思想」的信念、對世情的洞察、人類困難處境的同情，都可以在她多年來載於《明報周刊》的專欄上找到。然而她又並非故作高調而忽略現世生活的零碎試煉，反而有時候對小市民的心態與香港社會俚俗的一面有非常精到的描繪。」14

以失城為例，她描寫的不止是一個關於中產階級移民的故事，而是透過陳路遠一家的故事，訴說普遍香港人在面對九七回歸大限時所產生的恐懼與不安，也描寫了八十年代移民外國那些人的心態。當故事中陳路遠所代表的中層階層以為自己藉著移民，避過了香港未來的種種不穩定，但他最後發覺，「移民不過是一個虛假的希望。」15黃碧雲筆下的趙眉與陳路遠，代表的是香港中產知識份子，他們對香港的恐懼來自八九十年代香港政治的不穩定，「但趙眉真的怕。中英談判觸礁，港元急遽下瀉，市民到超級市場搶購糧食。」16。他們決定離開這個城市，就如八十年代有經濟條件離開香港，尋找另一種生活的中產一樣，他們對香港的將來毫無信心。陳路遠與趙眉的決定，除了屬於一種個人經驗之外，其實也代表了九十年代香港某一階層的集體經驗，在無法排解的恐懼之下，選擇離開香港到外國落地生根的一群。正如詹明信所說政治與個人利比多的關係一樣，九七回歸大限前的個人恐懼，正正是一種第三世界文學國族寓言的呈現。

詹明信以魯迅的狂人日記出現的精神疾病，理解為佛洛伊德理論中，精神病作為重建現實世界的一種方法，揭示現實世界的黑暗與可怕。在黃碧雲的失城中，移民外國的陳路遠與趙眉並非幸福快樂地永遠生活下去，相反，他們受到移民外國後生活上種種挫折的折磨，失業、受歧視、孤獨、恐懼……他們的精神出現了失常的狀況。陳路遠移民外國後一直失業，他甚至多次盟起殺死趙眉與孩子明明的念頭，孤獨而沉悶的生活令他懷念香港來，他形容「我的存在不過在牧羊狗、小孩與垃圾桶之間。」17加拿大的生活沒有去除他對未來的恐懼，「我們以為自己追求自由，來到了加國，但畢竟這是一座冰天雪地的大監獄—基本法不知頒佈了沒有。他們在那裡草擬監獄條例呢。逃離它，來到另一座監獄。」18當他知道趙眉再次懷孕時，他更覺得應該打掉孩子，不應將孩子生下來。如果孩子是代表了對未來的希望，陳路遠顯然對未來抱著消極的態度，即使後來他找到一份文員的工作，然而在香港是建築師的他，面對生活與工作上的失落，職業的錯置，仍然沒法以正常的心態生活下去。尤其當孩子出生之後，他們兩夫妻更飽受精神折磨，

「我開車雙手總是發顫，在辦公室裡老覺得窗外有人寂寂地看著我，還有一種得意看熱鬧神情。仔細一看，又沒有了，腦裡只是有無盡的嬰兒哭聲，在深夜的靈魂盡處。」19他的妻子趙眉也差點殺死女兒明明，「我已經多時沒見過她的笑容。明明卻坐在地上，靠著媒氣爐，滿臉紫藍，嘴裡塞了一條香蕉。趙眉道： “她不會再哭了。”」20

當趙眉知道女兒在上學的時候，因為說中文而被同學欺負，加上陳路遠被公司裁員，生活上雙重的壓迫令趙眉精神上產生不尋常的反應。

「趙眉不再讓明明去上學，將她關在屋裡，手裡卻抱著兩個嬰兒，口裡總道： “他們想殺死明明。”又去買了100米黑布，成天在踏衣車上縫窗簾，將屋子蔽得墨墨黑黑的： “他們成天在看我們。他們想殺死明明。”在家裡又穿著雨衣，戴著醫生的透明膠手套，穿一雙膠雨靴。 “我怕，陳路遠。雨甚麼時候才停呢？”而三藩市冬日，陽光豐盛如巴塞隆拿。」21

「我進廚房一看，孩子滿口是血，手裡還抓著滿滿的血與肉。趙眉在細細地叱喝著： “吃掉它。吃掉它。吃掉可以驅邪。我們在殺身之禍了。她也竟瓢起一調匙的生血肉，往嘴裡送…我略停手，她轉身便操住了廚刀，閃閃亮亮，冰冰涼涼的，擱刺著我的喉頭。」22

陳路遠與趙眉在精神上的壓迫狀態，似乎只是生活的不如意所造成的創傷，但他們的特殊身份—移民外國的二等公民，正是令他們無法正常生活的主要原因。陳路遠身為建築師，只能找到文員、繪圖員的工作，這種職業錯置的個人經驗，與移民外國的香港人的集體經驗有著共通的地方。當年移民外國的香港人多數是中產階層，他們不算富有，但他們許多人都擁有專業知識和技能，例如大學畢業生、會計師、建築師。但因為他們的國籍與身份，他們的學歷不被承認，又或者他們受到一定程度的歧視，以致他們無法從事與自己專業範疇有關的行業。這些都是移民者的共同經驗，陳路遠的個人故事，其實是一種集體經驗的投射，當他以為移民是一種解脫，但原來他不過落入另一種恐懼與未知之中，「我們從油鑊跳進火堆，最後不過又由火堆跳回油鑊。」23

後來陳路遠又回到香港。他形容自己在香港「迅速衰老」24，他無法再認得香港，當他決定離棄這個城市的時候，城市亦同時離棄了他。他再跟不上時代的步伐，就像在街上不斷被人踩著鞋跟一樣，城市容不下他的緩慢，香港的新事情排斥了他這個回流的「舊香港人」，最後他發現自己已經失去了這個城市。在這個陌生的城市中，他們一家過著平凡的生活，「跟每一個香港家庭一樣，在暫時的恐怖的平靜裡生活…生命像一張繁複不堪的藥方，如是二錢，如是一兩。而我案前的草圖堆積如山，周末還得和建築商和發展商唱卡拉OK，吃含重金屬及各種毒素的海鮮，急於花錢又急於賺錢。我忽然懷念在美加那種真實的孤獨與恐懼，因為清醒，但我已別無選擇。」25他與家人在香港的生活經驗，就如其他的家庭一樣，構成生活的成份雖然「繁複不堪」，但份量是清楚而明確，每個人的生活似乎不同，都其實都在經歷著類似的事情，「如是二錢，如是一兩」，不會多也不會少。生活的忙亂與急速使陳路遠根本沒時間去感受孤獨與恐懼，正如他對香港的感覺，「也談不上喜歡不喜歡，也沒時間想。」26當他以為回到香港會是新生活的開始，其實他不過徘徊在一次又一次失去之中，「從油鑊跳進火堆，又從火堆再跳入油鑊。」陳路遠的回流經歷，在整個九十年代中並不是陌生的個人經歷，甚至於今天回歸後八年，這種對急速香港的陌生感覺仍然存在於回流香港的一群人身上，從個人經驗之中呈現出來的集體經驗，也是一種特殊歷史背景下產生出來的個人感受，流散在香港人的生活空間之中。

五)結論
詹明信提出的第三世界國族寓言學說，其實針對的是第一世界知識份子他們對於文學視野的貧乏不足，漠視了其他非西方國家在文學上的重要性。八十年代詹明信提出這個觀點後，惹來極大的爭議，Aijaz Ahmad更對詹明信的論點作出多方面的批評。在理論提出後二十年的今天，在重新應用詹明信的國家寓言作文學評論時，不得不注意的是在這二十年間對於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區別條件的轉變。而且，二十年後西方對於非洲、拉丁美洲、中國等所謂 “第三世界”文學的態度，與詹明信提出的批評理論或者在論述角度上已經出現了偏差，我們要小心處理時間歷史的轉變，避免因為忽略客觀條件的改變而造成思想上的偏見。無疑，詹明信對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的定義比較含糊，但正因為這種含糊性，當今天我們重新審視社會與文學之間的關係時，可以給分析的空間亦相對較有彈性。第一世界或第三世界在香港特殊的文化歷史語境中，或者難以作出明確的界定，但以詹明信的國族寓言來分析香港的文本，一種徘徊於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之間的文類，正正指出了香港這種生產模式的含混性與社會結構的不穩定，如何建構出香港文化的特殊狀況，產生了黃碧雲的失城中，各人深深陷入的那種恐懼與不得不這樣的無力狀態中，反映出個人心理、社會政治環境與文學之間互相拉扯形成的張力，也反映出九十年代香港身處的那種世紀末頹廢。

參考資料：

1) 詹明信著，張京媛譯，《處於跨國資本主義時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學》，《馬克思主義：後冷戰時代的思索》，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年
2)同上，頁104
3)同上，頁111
4)同上，頁89
5)同上
6)同上，頁90
7) 同上，頁91
8)同上，頁92
9) 同上
10)同上
11)同上，頁104
12)劉敏儀，《後殖民主義與香港文化》，《文化評論》第二輯
13)劉紹銘，《寫作以療傷的小女子—讀黃碧雲小說失城》，《中國現代文學叢刊》，1999年01期
14) 黃念欣，〈花憶前身─黃碧雲VS.張愛玲的書寫焦慮初探〉，附於黃碧雲，《十二女色》，台北：麥田，初版，2000年，頁268。
15)黃碧雲，《失城》，《溫柔與暴烈》，香港：天地圖書，初版，1994年，頁205
16)同上，頁199
17)同上，頁193
18)同上
19)同上，頁194
20)同上，頁195
21)同上，頁201
22)同上，頁202
23)同上，頁203
24)同上
25)同上，頁205
26)同上，頁

不止是一督屎—從屎撈人故事看後九七香港

引言

關於漫畫與香港本土意識的關係，不少文化評論也集中於分析麥兜故事，以漫畫及電影來看一隻小豬與香港的故事。麥兜的故事其實是由以麥嘜為主角的漫畫發展出來的副線故事，在朗天的後九七與香港電影一書中，就指出了麥嘜漫畫在九十年代所處的位置，「麥嘜小豬曾被視為九十年代的中產趣味」，相對於今天的麥兜，無疑麥嘜在回歸後所能引起社會上的共鳴是比較少的。麥兜故事之所以成功，或多或少是因其失敗者的形象，但憑著不屈不撓的傻勁，最後的結局雖說不上是美滿，但仍然算是「傻豬有傻福」，算是在殘酷的現實下一個頗為完美的童話。同樣是出自謝立文筆下的屎撈人故事，其命運就不如麥兜順利。原本屎撈人的故事一直刊載於《黃巴士》上，但因為受到家長指責「教壞細路」而被迫轍離雜誌的連載，改以獨立單行本發行形式出現，但受注目的程度就大大降低了。在二零零二年，謝立文重新「起用」屎撈人作為故事的敘事者，配合梁智添的屎撈人泥膠公仔，把九七回歸後的香港故事，以最卑微的角色訴說出來。《誰去搬走這督屎》是模仿(mimicry)《Who moved my cheese?》這本書的名稱，《Who moved my cheese》一書是借三隻老鼠的故事來討論有關成功的秘訣，然而「芝士」與「屎」究竟是兩種極端的東西，一種為人之所好，另一種則為人之所惡。從書名的仿擬中，已經滲透出一種對成功論述的反諷，正如踏入二十一世紀的香港，過往成功的大論述因為社會、經濟、政治的失敗而被擊破。

屎撈人與麥兜的香港

在麥兜的漫畫故事中，麥兜永遠都是一個「美麗的失敗者」，他笨拙但心地善良；他孝順，然而望子成龍的麥太最後只能承認現實的殘酷，一種恨鐵不成鋼的無奈。但麥兜的生活態度仍算樂觀，或許是因為他的笨拙使他不明白現實的無奈與殘酷，但屎撈人的故事，卻是基於他清楚明白世情的不可改變所產生的悲哀與頹廢。屎撈人的出現源自麥兜，他是麥兜聖誕節後所排出來的排泄物，然後脫離麥兜的故事，獨立成為一個另類的故事。屎撈人的角色之所以悲慘，是因為他不知道自己會何時被沖散，又或是被人踏扁，他自覺生命短暫但卻無法改變任何事實，他只有等待某一天某一刻毀滅的來臨。這是與麥兜那一派樂天知命截然不同的看法，屎撈人的知命正是他不能樂天的原因，他卑微下賤的身份，加上隨時流逝的生命，構成對現實的殘酷最貼切的展現。再比較屎撈人與麥兜在實際市場上的地位，麥兜一躍成為香港精神的代表，麥兜電影更衝出海外為香港揚名立萬，然而屎撈人因為「不合道德」、「教壞細路」而被犧牲、被放逐，如果說麥兜故事是香港成功的神話，那麼在回歸之後，麥兜故事背後是承接著香港成功傳奇的論述，而屎撈人也許才是真正的香港寫照。

《誰去搬走這督屎》
《誰去搬走這督屎》於回歸五年之後出版，有別於一貫屎撈人身處屎坑的故事，作者把場景轉換成現實的香港，甚至比起麥兜故事裡借用香港象徵如茶餐廳、大角咀唐樓、李麗珊等等更為真實。屎撈人的新故事，揉合了最現實場面與最不現實的人物，說出了踏入千禧年之後的後九七香港所面對的問題，亦是一眾港人共同經歷的社會大事。千禧年之後，不少中產因為樓市大跌而成為負資產，失業、經濟低迷、特區政府管理不善，令社會充斥著怨氣。失業問題困擾許多中下階層家庭，因為經濟問題而自殺的人日漸增加，燒炭自殺的事件充斥著每天的傳媒報導。《誰去搬走這督屎》其中一個故事，就是關於渡假屋燒炭自殺的事件，

租渡假屋的太太竟對著我喊苦喊忽：「先生，求你千萬不要在屋裡燒炭了我求求你大恩大德沒齒難忘求求你千萬不要在我處燒炭。買了這渡假屋以為可以吃老本誰知已變成負資產求求你啊要是這屋再變成鬼屋落了銀行黑名單我這下可完了。生活雖苦但我一個女人單親家庭有兒有女還不能死所以先生我求求你，答應我，不要燒炭啊！」

我說：「太太，我不過想渡假啊！我不過想一條屎看看海，暫時忘記所有煩惱。過兩天，我還要開始找工找啊！」

租渡假屋的太太大哭：「天啊！那你一定要燒炭了！」

另外，還有對於上海在經濟上將超越香港，作為香港人維護自己地位的宣言，

「每次屙屎，我都感到無限光榮。當上海還有一百萬人仍用馬桶的時候，香港，已經人人都有廁沖了。(要是人人有屎屙的話)。我感到無限歡欣。」

「香港勝在有屎屙。」

以上對白其實也是仿照政府宣傳廣告上對香港在世界地位的歌頌，當主流論述不斷從經濟發展方面比較上海與香港，屎撈人的故事亦緊接著這套話語，但卻以一個仿擬嘲諷的口吻，從一督屎的角度去顛覆這些主流宣傳論述。雖然兩者觀點皆從維護香港地位出發，但對比起「完善的施法制度、穩定的政治環境、四通八達的交通網絡」這些普遍接受的香港優勢，香港的優勢其實只在於有廁沖—一些根本不會被納入為量度城市經濟指數的條件，然而其的確是屬於某種「文明」的象徵。在這種戲謔的背後，實際上反映了後九七香港對於地位不保的恐慌，在歌頌香港文明的以外，暗藏了對香港為保其地位、穩定民心而作出的論述的嘲弄。

除此以外，屎撈人的故事還對九七後的教育問題作出嘲諷。

「我們相信公平原則！我們不相信直資私校貴族化、保守的教育理念。我們相信母語教學！相信只要孩子在一個愉快、充滿創意，沒有壓力的教育環境裡，任隨他的個性與能力成長發展，他最終會成為一條……總之，孩子長大，不會跟我們(屎)一樣，再不會跟我們一樣，總之不會。」

「我的孩子往九龍塘上幼稚園！小朋友問，你這麼窮，為甚麼到九龍塘讀幼稚園？我的孩子在直資學校讀小學！同學仔問，你這麼窮，為甚麼要在直資學校讀小學？我的孩子到外國升學！鬼仔問，你這麼窮，為甚麼到這升學？復仇。我的孩子答。因為我在家的父母，要復仇。」

在麥兜故事裡，容不下這樣富於諷刺性(或現實)的故事，因為它是屬於童話式的港人故事，是符合那套香港成功的大論述。但屎撈人的故事正正顛覆了這套論述，就像一把最鋒利的刀刃把現實的殘酷剖開來，它的故事違反了香港人的思維模式，但它卻是最清楚地把現實揭示出來。一如上面引文的故事，屎撈人家長相信母語教育可為子女提供最好的發展，但反觀事實，母語教育的成效與及所謂的公平原則，在香港的教育體制裡實踐出來的又有多少？他們樂觀地相信香港的教育改革會為兒女帶來最好的發展，令兒女擁有有別於他們的前途，但當這些願望在現實中落空了，兒女並未因為教育而改變作為一條屎的命運，其實這正是對教育制度最有力量的諷刺。另一個關於教育的故事，背後隱含了對貧富懸殊的經濟背景下，窮困家庭最有血有淚的掙扎。雖然這未必是現實的全部，但作為反映某個歷史時間的故事，屎撈人的故事可謂更貼近後九七的現實。

結論

麥兜故事之所以成功，是因為它對準了後九七香港的衰微、頹廢的狀態，以一隻小豬奮鬥成功的故事來勉勵香港人，這正是香港人所須要的理想的投射。麥兜故事是不認真的，但它表達了一個很重要的信息，就是香港仍然有希望。麥兜故事可以是一種不認真的呈現，但它始終走不出主流的論述框架，淪為奮鬥便成功的勵志故事。但屎撈人的故事是認真而且具嘲諷的，從普遍認為厭惡的、卑微的角色去述說香港的故事。一如屎撈人作者謝立文在書中後記所說，後九七的香港充斥著太多怨氣，「有人說社會經已太多怨氣，要合力唱唱好，但我還是同時的認為，恰當的發發怨氣，是救命的。沉默的人燒炭。」屎撈人之所以對現實作出嘲諷，無非是因為社會上浮現各種令人困惱的問題，使人失去對將來的信心，而嘲諷正好提供了一條發洩的出路。屎撈人的故事不流於神話式的自我肯定，反而是從否定之中了解問題的徵結，在自我嘲諷之外覓尋一條出路來。或者香港需要的已不再是七十年代歌頌繁榮成功的大論述，反之，被過譽的香港缺少了自我嘲諷的勇氣。今天似乎重上軌道的香港，從卑微、被厭惡的屎撈人身上，看得出自己的甚麼呢？還是，只懂依舊死抱著麥兜那搶包山的豬腳不放呢？

參考資料：
謝立文：《誰去搬走這督屎》，博益(2002)，香港
朗天：後九七與香港電影，香港電影評論學會(2003)，香港

從七十年代看香港本土意識的興起

在一百五十年的英國殖民統治歷史中，香港一直處於一個尷尬的文化位置，徘徊在中國共產主義文化與殖民者的英國文化之間，她的文化身份一直未有定案。而居住在這個被英國殖民統治的小島之中，香港人這個身份意識是從那個時候開始冒起呢？香港人，從那個時代起開始產生一種集體而固定的身份認同？許多學者認為七十年代戰後土生土長的一代人，是本地意識冒起的動力根源，而這種意識亦與香港當時的經濟環境息息相關。不少文章曾描繪七十年代香港市民的各種生活經驗，展示一幅較為完整的歷史圖畫，從殖民政府種種針對改善民生的政策，以至市民具體生活的各個細節，把香港人的本土意識從各個面向中勾勒出來。本文希望綜合一些學者的討論，從經濟、政治、普及文化的層面上，窺探一下七十年代中香港的本土意識是如何產生，而這種身份認同究竟又是建基於甚麼，嘗試為香港本土意識的分析進行梳理。

一)後暴動時期

一九六七的暴動，或多或少也引發起部分居於香港的人對文化身份的思考。這是一次響應中國文化大革命反資本主義的左派運動，針對殖民政府而發起的一次動亂，最後由香港政府出手以暴力鎮壓而完結。增田真結子就以此來形容該此暴動，「如果我們視香港殖民地政府為西方右派的代表之一，「六七暴動」便算左右兩派的衝突事件。」1六十年代殖民政府的貪污腐敗，使到不少香港人對殖民政府產生厭惡，一些大學生開始思考香港與中國之間的關係，但同時，這一次暴動亦令香港市民向殖民政府提出改善生活的訴求，把對殖民政府的不滿情緒藉著群眾運動表達出來。六七暴動之中，不是簡單的認同中國共產主義，否定英國殖民統治的二元對立，反之，這是一種混合了「恐懼與憧憬」2的愛恨交纏。

從六七十年代的學生刊物裡，不難找到一些認同中國共產主義的文章，這反映出當時香港一些年青人，對心目中的祖國抱有一種美好的想像，「對於這些熱血青年來說，腐敗和暴力的殖民體制，才是吃人的惡魔。能驅走殖民地不公義的，正是深圳河以北的社會主義祖國。」3但在香港社會之中，同時也存在著市民對中國共產黨的恐懼心態，尤其六十年代末期開始的文化大革命，從珠江口飄流而至五花大綁的屍體，更增加了香港市民對於中國共產黨的恐懼。呂大樂於《香港故事不易講》4一文中，引述了Ian Scott的著作Political Change and the Crisis of Legitimacy in Hong Kong中六七暴動對當時殖民者局勢的影響，「暴動的後果卻是強化了現存制度的支持程度及認受性。要在文化大革命的共產主義與當時仍未改革的殖民地資本主義國家機器之間作出選擇，大部分人選擇了站在他們熟悉但可厭的一方。」5 殖民政府雖然腐敗，但相對於恐怖的中國共產主義，市民並未因此對中國產生任何認同，然而對殖民政府的失望與不滿，卻埋下一種與政治無關的本土意識。

七十年代的經濟與政治環境
一九七一年，麥理浩(Murray McLehose)接任戴麟趾成為第二十五任港督。針對六十年代末市民對殖民政府的不滿情緒，麥理浩實施了各種政策措施，來修補市民與政府之間的關係，例如舉辦香港節、設立民政司署等等。在呂大樂另一篇書寫有關七十年代的文章《潮流與文化身份：本土意識》6中，指出有許多人將香港的轉變歸功於麥理浩，但卻忽略了當時香港「那些不會成為社會事件，主要在背後影響整個佈局的轉變。」7例如香港經濟的全面復甦和普及文化的興起，是一些有別於政治層面而令港人對香港產生歸屬感的原因。

呂大樂又指出雖然七十年代麥理浩上任的時候推行過不少新政策，希望改善市民與殖民政府的關係，然而政府的政策根本未能照顧到基層市民的需要，甚至連住屋問題也未能全面解決。所以，市民對殖民政府其實仍抱著不信任的態度，他們寧願依靠自己的力量去爭取權益。就以一九七二年六月十八日的大雨災為例，市民自發地組織起救援工作，「直覺上也覺得這會比單單等待政府打救來得可靠。」8，顯示出當時香港市民對於政府辦事能力的不信任。雖然在往後的日子裡，麥理浩的施政漸為人所稱許，但呂大樂卻認為，這些「事後看來很合理的政策改革，其實是政府內部改革與民眾鬥爭加起來的結果」9，即是說，香港的政策改變並非全由殖民政府主導，如果將香港的轉變全歸功於殖民政府的功勞，似乎是將香港市民於殖民歷史的角色過分簡化。

另外，六七暴動後帶來的經濟損失，於七十年代漸漸復原起來。香港經濟起飛，製造業與輕工業開始興旺起來，擺脫六十年代末期、七十年代初的經濟衰退期，土生土長的戰後嬰兒陸續踏足社會工作，遇上香港經濟重上軌道的契機，使不少人都對香港的前途恢復信心，相信香港是一個機會處處的城市。而呂大樂於《香港的故事不易講》一文中，亦將香港意識的興起扣連於經濟發展這個因素，指出香港的經濟增長為社會結構加入一個中上層的位置，「為上向社會流動創造了基本條件」10，戰後成長的新一代正好把握了這個機遇，晉升至社會中上層的位置。

建基於利益的香港本土意識

七十年代的香港，既無法對殖民者英國產生任何歸屬感，對一河之隔的共產主義中國又背著無限的恐懼，民心背向不屬於中英任何一方。如吳俊雄所說「這(香港)大部分地方國族意識建構成形的背景並不相同：政治主體不敢談政治，經濟成就變成了整個奇蹟的心向所屬…」11亦如周子恩所言，「香港的文化身份並非寄生於民族主義或殖民統治，而是來自確切的生活體驗。」12但這種生活體驗又是甚麼呢？在七十年代的整體環境裡，市民的生活體驗是在經濟發展中得到利益，相比起處於封閉狀態的中國，香港充滿機遇、提供了穩定的生活、有五光十色的普及文化，是「西化的、已發展的地域」，香港人開始對自己的出生地擁有一種認同以及自豪感。這種本土意識基建的是香港的經濟發展，「它既不是反叛意識(例如反打港英殖民地管治)，也不是一套既有文化的延續」13，它是以香港的成功作為冒起的主要因素，是香港人從生活在香港之中得到利益而產生的認同感。

結論

不少人亦認同香港的本土意識源自於七十年代，一個步入穩定、經濟起飛的年代。即使殖民政府的政策未必照顧到所有市民的需要，但從麥理浩的施政方針中看得出，七十年代政治環境的改變，的確增強了大多數市民對香港的信心與自豪感。然而正由於這種特殊的政治環境與經濟氣候的相互交錯，使到一種特別的本土意識應時代而生，一種建基於成功、利益與穩定生活的本土意識。但這種特殊本土意識的基本性質只是一個時代的巧合，香港人之所以認同香港、承認自己是香港人，正因為他們擁有這些側重利益、成功的特質，然而當一天他們無法在香港得到任何利益、或香港不再是一個經濟奇蹟的時候，很容易就能揭示出這種身份意識背後的基礎是何奇的脆弱。「所謂『香港意識』，原來只是在香港生活的經驗。很多人都覺得這種經驗很好，但卻並非很多人會願意為保存這種經濟而有所付出。」14如果香港人這個身份只不過是成功的代名詞，一旦香港陷入失敗與挫折，究竟有多人仍然願意去為香港出力？假如香港人與香港的關係只不過是利益上的相互利用，香港人，究竟又是些甚麼呢？我想，七十年代這個香港文化的轉捩點，或許給予了一個切入點，讓我們這一代去思索九十年代以至回歸後香港本土意識的轉向與發展，讓我們重新去發掘，香港人究竟可以是些甚麼。

參考資料：
1) 增田真結子︰《從『中國學生周報』電影版看六十年代香港文化身份的形成》，《香港文化與社會研究學報第一卷第二期》，二零零二年，頁235

2)孔誥峰：《走出香港的殖民情意結》，《後特區啟示錄》，(香港：Roundtable，二零零四年)，頁220

3)同上

4)呂大樂：《香港故事不易講/非歷史的殖民地成功故事》，《書寫城市：香港的身份與文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二零零二年)頁210

5)同上

6)呂大樂：《潮流與文化身份：本土意識》，《閱讀香港普及文化1970-2000》吳俊雄、張志偉編，(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二零零二年)

7)同上，頁666

8)同上，頁664

9)同上，頁666

10) 呂大樂：《香港故事不易講/非歷史的殖民地成功故事》，《書寫城市：香港的身份與文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二零零二年)頁212

11) 吳俊雄：《尋找香港本土意識》，《閱讀香港普及文化1970-2000》吳俊雄、張志偉編，(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二零零二年)頁92

12) 周子恩：《為特首的施政困難把脈：應以文化身份認同為依歸》，《後特區啟示錄》，(香港：Roundtable，二零零四年)，頁239

13) 呂大樂：《香港故事不易講/非歷史的殖民地成功故事》，《書寫城市：香港的身份與文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二零零二年)頁213

14)同上

Take-home Exam

暴力，在一般的主流理解裡，可能只流於狹義意義上肉體的暴力。但把暴力這個字置於一個廣闊的意義層面上看，暴力就不再止限於一些可見的、對肉體造成傷害的力量。暴力，以我個人理解，涉指任何權力關係中被壓迫者無法抵抗的力量。暴力，是一種強烈的力量，而當這種力量滲入生活各個層面上，會使人不能再以自己所願意的方式生活下去，對現實產生無力感。在中國現代小說之中，莫言的《檀香刑》對於暴力的描寫可說是「內外兼備」，除了對施加在身體上的暴力作出細緻的描繪外，還有各個人物處於自己的位置下所受到各種的暴力。另外，曾取得諾貝爾文學獎的Blindness，亦在暴力上有相當深入的描寫。透過一種無名眼疾於城市裡的散播，作者細緻刻劃患者、普羅市民、政府、軍人在當時環境的行為表現，帶出在「疫潮」中不同的人所面對的暴力。這兩本小說的書寫背景雖然各有不同，然而在某些關於無形暴力的書寫上，莫言與Jose Saramago亦有相似的地方。

同樣的理想人物投射——眉娘與醫生妻子

在男性中心主義的社會，以兩種不同姿態出現的女性，卻同時擁有普遍認知中「男與女」的「特質」，作為破解對傳統女性的道德制肘。這其實是一種理想的投射，將兩個女性放置於一個超然脫俗的想像中，當面對道德兩難的時候，她們有不平凡的勇氣去解決所有問題，甚至比起書中任何男性角色出色。然而作者也巧妙地安排了這類女性角色表現出來的軟弱，硬朗勇敢的背後同時充滿內心的掙扎，呈現一種內心與現實規範的張力拉扯。這樣的處理使她們不至過份被神聖化、奇蹟化，卻令她們更加有血有肉，點出了無形暴力在生活上是如何影響人的心理狀態。

檀香刑中的眉娘，為拯救父親，冒著生命危險夜闖監獄。反觀與眉娘相好的錢丁，作為一縣之首的他，雖然不斷的受到良心苛責，卻在道德兩難上連番猶豫，連面對大是大非的情況，他都只能屈服於袁世凱的權威之下。即使他最終亦選擇了違抗袁世凱的命令，但相比起眉娘的果敢決斷，他只是一名會阿諛奉盛的朝廷命官。在愛情上，眉娘同樣展示出一種超然的勇氣，她自己也說為了錢丁「顛倒了陰陽」、「不學那崔鶯鶯待月西廂，卻如那張君瑞深夜跳牆」，為見愛人一面在深夜潛入府衙，可是錢丁卻怯於妻子的威嚴下，一直不敢納眉娘為妾。眉娘敢愛敢恨，在她身上揉合了男與女的特質，對於生命的各種暴力壓迫，她以最積極、最果敢的態度回應。

Blindness中的醫生妻子是另—種完美人性的投射。從她為了丈夫而裝成患者，跟隨丈夫進入隔離營，多次在眾人發生糾紛的時候，以強勢的姿態站出來解決問題。例如當營中另一幫隔離者，利用他們手上持有手槍這優勢，籠斷所有資源，要求各人以自己的財物換取食物。他們甚至要求女人在性事上滿足他們，以換取食物。當各人為了自身利益而猶豫不決，醫生太太是第一個女性表示願意委身於那幫壞人，為眾人換取食物。後來她又潛入了那幫人的病房中，將眾人的首領殺手，憑的是手上一把剪刀以及無比的勇氣。當然，在她殺完人以後，她並不非毫無恐懼，但相比起他們當中的任何男性，只有她在危難前仍有勇氣去面對一切。

眉娘與醫生妻子的不同背負

將眉娘與醫生妻子的特質放在一起比較，或許這兩個人是有些共通的地方，然而她們剛強勇敢背後的驅動力，她們二人所背負的，卻是大大的不同。檀香刑中的孫眉娘，由始至終都不過為了兩個男人去付出自己的勇氣，一個是錢丁、另一個是父親孫丙。孫眉娘的命運，因為這兩個男人而改變了，這源於她對錢丁的愛以及與孫丙的骨肉之情。面對各種向著她身上衝擊的暴力，最明顯的是道德的枷鎖，她以最勇氣最積極的態度回應，但對這些暴力反抗的背後，牽涉的也許只是她自身的生死榮辱。她不如父親孫丙，孫丙所做的一切行動，都牽涉到中德兩國之間的關係，牽連整個國家民族的命運，他的一舉一動都不只再屬於個人的生死榮辱。而且，眉娘的果敢勇氣，很多是來自她對兩個男人感性的愛，那一刻的感覺決定了她的行動。在莫言的描寫中，孫眉娘雖然有著驚人的勇氣，可是她是缺乏理智的思考，就如深夜跳牆時被錢丁妻子設的陷阱堵截，顯得她的勇氣憑的只是一股無法壓制的愛慾。

但在blindness中，醫生妻子這個角色背負的是與她同在一起的族群。最初醫生妻子跟隨丈夫被隔離，冒著被感染的危險，她仍對丈夫不離不棄。她對醫生的愛是不容置疑。當下的決定或許也屬於不理性的，但她的堅持與孫眉娘那種愛慾交纏的思念是不同的。而且在那個情況之下，她根本毫無選擇，一是跟隨丈夫被隔離，不就與丈夫永遠的分離。在這種兩難的選擇上，面對將來種種未知的恐懼，她作出了最出乎意料的選擇，裝成患者跟隨丈夫。然而當她被隔離的時候所做的一切，受到欺壓時所作出的反抗，其實已遠遠超越了純粹對丈夫的愛。她放棄自己的利益，背負起整個族群的生死存亡，甚至當丈夫情願與另一個女人做愛，她只能默默去接受自己與他們的不同，她犧牲了自己去成全其他人的生命。這與莫言筆下的眉娘是不同的，醫生妻子的勇氣已經不再止於對丈夫的愛，而是她意識到自己作為唯一一個能夠看見的人，所要承擔起的責任，當受到外來者欺壓的時候，她更加要勇敢地對抗這些暴力，因為她知道，她是唯一一個能夠改變整個族群命運的人。

軍人與趙甲的相同之處
兩本小說中另一個對暴力有類似的描述，就是將殺人合理化，以維護國家利益作為殺人的理由。其實說穿了是為了保護自身利益—例如在Blindness中，士兵射殺接近他們的人，表面上是為了防止帶有疫症的人逃走，保護國家人民的安全，實際上，是他們害怕自己受到感染，當有患者接近他們時，他們不問分由，也不理會病人接近他們的原因是甚麼，就拿起搶子來射殺他們。士兵事後把這種盲目殺人的動作理性化，企圖擺脫自己良心與外界對自己的苛責。這似乎是一種加諸於執法者的權力，他們藉著國家賦予的權力將自己的工作神聖化，將殺人說成是維護社會公義，甚至以殺人作為引以自豪的無上光榮。

這與檀香刑中劊子手趙甲的描寫不謀而合，在小說中趙甲的生活裡，他多次向自己重覆劊子手工作的重要性。他不斷地肯定自己工作的重要性—作為國家法律的執行者，懲治所有違反國家法律的「犯人」，他的工作就是去剝奪別人的生命，將痛苦的刑罰施加至他不認識的人身上。正如趙甲的師傅余姥姥所言，「一個優秀的劊子手，站在執刑台前，眼睛裡就不應該再有活人，在他的眼睛裡，只有一條條的肌肉、一件件的臟器和一根根的骨頭。」劊子手不必憐憫死在他們手上的人，甚至以完成一場殘酷的刑罰作為一種榮譽。他們認為死在他手上的人都是罪有應得的，所以在施行刑罰的時候，他根本不必為這些人感到悲哀難過。這正正與Blindness之中，軍人射殺無辜市民背後所依據的邏輯一樣—他們是邪惡的、帶罪的，所以我的行動是絕對正義，無必要有罪疚感。


規範背後的不同

在blindness與莫言的小說，兩位作者同樣將人與禽獸作出行為上的對比，“If we cannot live entirely like human beings, at least let us do everything in our power not entirely like animals…” 與及從趙小甲眼中看出各人的禽獸本相。在檀香刑中，從趙小甲的敘述，只見人人都有一個本相，而這個本相的意象背後，其實暗指人性之中潛伏著的獸性。每個人其實都是一頭獸，不關乎人如何規範自己不淪為禽獸，而是人本身就擁有某些禽獸的特質。莫言的小說中，人的本質根本與禽獸無異，而這種禽獸亦不是因為文明而被壓抑。本相，就是原本的形相，從未被刻意隱藏，但只是擁有法力的人才看得見。但在Saramargo的blindness中，患上眼疾的人在被隔離的日子裡，都因為看不見而無法如常去生活。生活一下子失去平衡，扭曲了所有慣常的習慣，甚至連最基本的吃喝排泄都顧不上，只能以最原始的方法去解決生理需要。

醫生太太以一個外來者的身份(當然患上眼疾的人不會知道醫生太太的看得見，也不知道她與他們是不同的)說出上面的一番話，背後所代表的是一種文明聲音，即使在任何的情況底下，如果不能活得完全像一個人，起碼盡力去令自己不完全淪為禽獸。顯然，這是有意識地去規範自身行為的文明心理。但在檀香刑之中，相對於城市的系統性、整潔、文明，所有人物都活於鄉村的場景之中。如以火車鐵路作為西方文明的象徵，他們反對膠濟鐵路的興建，其實是反對西方文明入侵中國，更進一步推斷，他們的心目中根本沒有西方文明的概念。

所以，檀香刑的人物對自身的規範與blindness中的自我約制，實際上是建基在兩種不同的思想，檀香刑屬於傳統中國禮教對於君臣、父子、夫妻的階級束縛，blindness則是文明社會中對於個人行為的規管。

總結

雖然莫言與Jose Saramargo小說的主題、背景完全不同，但在小說裡卻同樣表達各種外在與內在的暴力。這其實說明了暴力存在於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要維持一個社會的規律，就不得不靠暴力去規管人的行為，使社會能夠「穩定」地發長展。所以，每個人的生活裡其實也充斥著各種各樣的暴力，甚至內化了一些道德規範去判斷對與錯，然而個人本身是察覺不到的。但我們透過閱讀小說，將作者眼裡的現實通過想像與誇張的情節，呈現於我們的眼前，讓我們從另一個角度去了解我們所身處的社會和世界，打破我們習慣認識事物的視角，讓我們從小說之中重新反思我們的生活。所以，檀香刑與Blindness 這兩本小說當中所呈現的暴力，正好讓我們反省社會之中人所要面對的暴力問題，與及當面對暴力時，人可以或應該如何去自處。

Question 2

從電影與小說的比較看暴力的處理

一)比較陳凱歌的《邊走邊唱》與史鐵生的《命若琴弦》

陳凱歌邊走邊唱改編自史鐵生的小說《命若琴弦》，主要人物是關於年輕瞎子與老瞎子的生活故事，他們如何靠著自己的力量生活下去，面對這個世界的困難。故事的主要骨幹是老瞎子與他的弦琴，他要彈斷一千根琴弦才可打開琴匣，取出放在裡面治療眼疾的藥方。但無論在小說或是電影中，老瞎子或是神神最後發現那張字其實只是白字一張，並非甚麼藥方。雖然故事的骨幹看似相同，但在陳凱歌鏡頭下的故事與史鐵生筆下的故事，許多細節的呈現也有所不同，而且對生命追求的表達也不一樣。

二)《命若琴弦》與《邊走邊唱》中所呈現的生命

在史鐵生的小說中，故事的開首與故事的結尾其實是相同的，也是講述一個老瞎子帶著一個年青瞎子到處說書的故事，然而結尾所指的老瞎子與開首的老瞎子已不是同一個人。故事開首的年青瞎子，其實是故事結尾的老瞎子，史鐵生這樣的描寫，想指出的是故事裡的人物只不過是經歷著一個生命的循環，他們重覆走在同一條路上，有一種很強烈的宿命主義。看見年青的小瞎子與女孩子談情說愛，老瞎子就好像看見從前的自己，而看見老瞎子一生的飄泊不定，就好像預視了小瞎子的將來。但在陳凱歌的電影中，故事反而集中在神神、石頭、蘭秀兒身上，對於那種宿命主義、生命的循環不絕，就不如小說般強烈。電影中所呈現的想法，是每個人對生命獨特的想法，他們各自對生命的追求，例如石頭追求與蘭秀兒相愛、蘭秀兒追求愛的忠貞、神神對於「看見」的追求。這是小說裡對個人故事著墨比較少的部分，也正是電影與小說想表達關於生命的不同想法。

三)對「看見」的追求

不論在陳凱歌的《邊走邊唱》還是在史鐵生的《命若琴弦》中，都離不開神神/老瞎子與石頭/小瞎子對「看見」的追求，他們也因為慨嘆命運的不公平，產生對於「看見」的渴望，令他們的故事能隨著琴弦而發展下去。小說中，作者安排小瞎子放在琴匣裡的就是那張空白的「藥方」，所以他走的路、所追求的也是老瞎子過去的人生，追求那一個他並不知道是虛設的目的。然而在陳凱歌的《邊走邊唱》裡，石頭放在琴匣中的，其實是蘭秀兒親手畫的圖畫。當然，電影中並無交代石頭究竟知不知道他放在琴匣中的，是否神神交給他的藥方，然而如果放在琴匣中的東西代表了對生命的追求，陳凱歌的安排事實上已經顛覆了小說原有的邏輯，石頭所追求的已不止是看見，更多的是他對蘭秀兒的愛情。這裡展現了一種有別於神神對「看見」的追求，也是作為一種對於瞎子宿命的抗拒，打破小說中瞎子命運的重覆。

四)蘭秀兒對愛情的追求

在陳凱歌的電影中，蘭秀兒是一個敢於為愛情而犧牲生命的剛強女子，她深知石頭身體的缺憾會成為他們相愛的最大阻礙，但她並沒為此而放棄石頭，反而對他堅貞不二，寧死也不肯屈從於家人的反對與世俗的眼光中。無論在情慾上還是在生命上，她從一開始就將自己的全部獻給石頭，毫無保留地去愛。電影中的蘭秀兒是個敢愛敢恨的女性，以身體抗衡世俗對於身體殘疾與傳統女性的道德規範，以極端的暴力去對抗加諸在她與石頭身上的道德暴力。她以一種最暴烈的方法去表現她對石頭的愛。而小說中的蘭秀兒卻順應了傳統女性的那條路，小瞎子身體上的缺憾使他們不能一起生活，甚至她根本不是愛上小瞎子，而不過是沉迷在小瞎子手上的電匣子，或是崇拜小瞎子在電匣子所得來的知識。比起電影，蘭秀兒對生命的追求就不那麼強烈。電影裡，蘭秀兒以死成全了她與石頭的愛；而小說中，蘭秀兒根本不了解甚麼是愛情，所以也談不上要追求些甚麼。

五)生命的目的與琴弦的關係

《邊走邊唱》中，神神最擅長的就是以歌聲去排解村民之間的糾紛。弦琴的力量與神神歌聲的威力，能夠使處於盲目、不理性鬥爭中人醒覺，一個「看不見」的人反而比起「看見」的人，更清楚的看見這個世界。陳凱歌將老瞎子的角色塑造成一個超脫於世俗的聖人，神化了老瞎子這個角色。然而在小說當中，老瞎子其實只是一個很平凡、很普通，靠與小瞎子說書來取悅村民，賴以維生的角色。他的工作是為沉悶的村民提供一點娛樂，是一個很現實很平凡的角色。史鐵生並沒有神化老瞎子這個角色，他將他描述成一個極為普通平凡的人，亦因為這樣，琴弦背後所代表的象徵，對於老瞎子來說意義也就更大。電影之中，有關於琴弦作為目的之追求的鋪排實在不多，這是因為神神的不平凡，使到那種追求目的的主題不夠突出。但小說之中，正因為老瞎子的平凡普通，夢想與目的成為了他生命的唯一依靠，彈斷琴弦的重要性是屬於他個人。而當他發現目的與夢想只不過是虛設的，他的人生立刻墮入虛無之中，一直支撐他生存下去的目的，原來只是一張白字。琴弦與藥方—這兩個作為人生目的與追求的象徵，因為老瞎子的平凡，在小說更為突出地被呈現出來。相比起電影，琴弦在小說中的意象就更為明顯了。

結論

史鐵生在小說中所呈現的是人生之中對於目的追求的重要性，他以極端的對比—瞎眼與看見，作為故事的主要基礎，對於瞎眼的人來說，追求看見可能就是生命的全部，比起任何的物質追求更為重要。史鐵生巧妙地使用琴弦作為人生目的與追求的比喻，目的最後存在與否，其實也不重要，重要的是那曾經彈響過的心曲。就如黃碧雲的失城中，陳路遠一家人對移民的希望—「移民不過是虛假的希望，而希望就從來無所謂有，無所謂無。」希望或者目的，可以說是對抗生活中種種暴力的武器，只有希望與目的能賜予人繼續生存的力量，能使人勇敢地面對生活種種的困難，積極地與暴力抗衡。瞎子的故事告訴我們，人活著的意義不由目的之達成與否所賦予，而是從追求目的的過程中，人對自我價值的肯定，在面對生活上各種不如意時，仍然有支持自己活下去的力量。雖然黃碧雲說希望從來無所謂有，無所謂無，但她也說，希望說如上帝創造光一樣，說有便有—如果只有目的，而不努力去追求，希望只是一種虛假的存在。希望的出現，在乎我們如何彈奏我們的琴弦，如何去追求希望。假如我們說有，希望便存在，而且成為我們生活中最強大的力量。

negotiating violence

從黃碧雲失城看殖民暴力
失城

黃碧雲於九十年代創作小說失城，小說背景以居於香港的中國人、居於香港的英國人與及移民外國的香港人作主要敘述架構，以面對九七回歸大限之前，於城市中充斥的恐懼作為故事主題。故事中的殺人犯陳路遠，一個在九七前移居海外的香港人，與家人不斷的從一個城市移民至另一個世界，從加拿大到美國，因為承受不了孤獨與恐懼，在精神上受到很大的折磨。雖然最後他們一家人還是回到香港，但陳路遠仍然擺脫不了 「失城」 的恐懼，他經歷了多次的飄泊與轉移，但也沒法找到一個安身立命的地方。對於他而言，每一個城市都不屬於他，在面對未來的種種未知的不安下，他把一家四口親手殺死，認為是出自對家人的愛的最好安排。黃碧雲的作品一向以暴力見稱，劉紹銘認為在《其後》與《溫柔與暴烈》的十七篇小說中，「以暴力的震撼度而言，其他篇章或不能與《失城》比擬。」然而這種暴力背後，卻寄託了無限關懷與愛，以最暴力的手段展現了最溫柔的愛。

黃碧雲的作品最大特色除了暴力外，還有對社會人文的關懷。她以小說揭開現代資本社會的黑暗，展示她對社會政治、民間疾苦的關心，黃念欣就這樣形容黃碧雲本人與她的作品：

「曾經作為一個記者與律師的黃碧雲，她的寫作更有極大部分是來自社會使命之驅使，以至對整個人類文明的關懷。她對五四精神「以寫來改變人的思想」的信念、對世情的洞察、人類困難處境的同情，都可以在她多年來載於《明報周刊》的專欄上找到。然而她又並非故作高調而忽略現世生活的零碎試煉，反而有時候對小市民的心態與香港社會俚俗的一面有非常精到的描繪。」

以失城為例，她描寫的不止是一個關於中產階級移民的故事，而是透過陳路遠一家的故事，訴說普遍香港人在面對九七回歸大限時所產生的恐懼與不安，也描寫了八十年代移民外國那些人的心態。當故事中陳路遠所代表的中層階層以為自己藉著移民，避過了香港未來的種種不穩定，但他最後發覺，「移民不過是一個虛假的希望。」黃碧雲筆下的趙眉與陳路遠，代表的是香港中產知識份子，他們對香港的恐懼來自八九十年代香港政治的不穩定，「但趙眉真的怕。中英談判觸礁，港元急遽下瀉，市民到超級市場搶購糧食。」。他們決定離開這個城市，就如八十年代有經濟條件離開香港，尋找另一種生活的中產一樣，他們對香港的將來毫無信心。陳路遠與趙眉的決定，除了屬於一種個人經驗之外，其實也代表了九十年代香港某一階層的集體經驗，在無法排解的恐懼之下，選擇離開香港到外國落地生根的一群。

在佛洛伊德的理論中，精神病是作為重建現實世界的一種方法，藉著精神的失常狀態，揭示現實世界的黑暗與可怕。在黃碧雲的失城中，移民外國的陳路遠與趙眉並非幸福快樂地永遠生活下去，相反，他們受到移民外國後生活上種種挫折的折磨，失業、受歧視、孤獨、恐懼……他們的精神出現了失常的狀況。陳路遠移民外國後一直失業，他甚至多次盟起殺死趙眉與孩子明明的念頭，孤獨而沉悶的生活令他懷念香港來，他形容「我的存在不過在牧羊狗、小孩與垃圾桶之間。」加拿大的生活沒有去除他對未來的恐懼，「我們以為自己追求自由，來到了加國，但畢竟這是一座冰天雪地的大監獄—基本法不知頒佈了沒有。他們在那裡草擬監獄條例呢。逃離它，來到另一座監獄。」當他知道趙眉再次懷孕時，他更覺得應該打掉孩子，不應將孩子生下來。如果孩子是代表了對未來的希望，陳路遠顯然對未來抱著消極的態度，即使後來他找到一份文員的工作，然而在香港是建築師的他，面對生活與工作上的失落，職業的錯置，仍然沒法以正常的心態生活下去。尤其當孩子出生之後，他們兩夫妻更飽受精神折磨，

「我開車雙手總是發顫，在辦公室裡老覺得窗外有人寂寂地看著我，還有一種得意看熱鬧神情。仔細一看，又沒有了，腦裡只是有無盡的嬰兒哭聲，在深夜的靈魂盡處。」他的妻子趙眉也差點殺死女兒明明，「我已經多時沒見過她的笑容。明明卻坐在地上，靠著媒氣爐，滿臉紫藍，嘴裡塞了一條香蕉。趙眉道： “她不會再哭了。”」

當趙眉知道女兒在上學的時候，因為說中文而被同學欺負，加上陳路遠被公司裁員，生活上雙重的壓迫令趙眉精神上產生不尋常的反應。

「趙眉不再讓明明去上學，將她關在屋裡，手裡卻抱著兩個嬰兒，口裡總道： “他們想殺死明明。”又去買了100米黑布，成天在踏衣車上縫窗簾，將屋子蔽得墨墨黑黑的： “他們成天在看我們。他們想殺死明明。”在家裡又穿著雨衣，戴著醫生的透明膠手套，穿一雙膠雨靴。 “我怕，陳路遠。雨甚麼時候才停呢？”而三藩市冬日，陽光豐盛如巴塞隆拿。」

「我進廚房一看，孩子滿口是血，手裡還抓著滿滿的血與肉。趙眉在細細地叱喝著： “吃掉它。吃掉它。吃掉可以驅邪。我們在殺身之禍了。她也竟瓢起一調匙的生血肉，往嘴裡送…我略停手，她轉身便操住了廚刀，閃閃亮亮，冰冰涼涼的，擱刺著我的喉頭。」

陳路遠與趙眉在精神上的壓迫狀態，似乎只是生活的不如意所造成的創傷，但他們的特殊身份—移民外國的二等公民，正是令他們無法正常生活的主要原因。陳路遠身為建築師，只能找到文員、繪圖員的工作，這種職業錯置的個人經驗，與移民外國的香港人的集體經驗有著共通的地方。當年移民外國的香港人多數是中產階層，他們不算富有，但他們許多人都擁有專業知識和技能，例如大學畢業生、會計師、建築師。但因為他們的國籍與身份，他們的學歷不被承認，又或者他們受到一定程度的歧視，以致他們無法從事與自己專業範疇有關的行業。這些都是移民者的共同經驗，陳路遠的個人故事，其實是一種集體經驗的投射，當他以為移民是一種解脫，但原來他不過落入另一種恐懼與未知之中，「我們從油鑊跳進火堆，最後不過又由火堆跳回油鑊。」

後來陳路遠又回到香港。他形容自己在香港「迅速衰老」，他無法再認得香港，當他決定離棄這個城市的時候，城市亦同時離棄了他。他再跟不上時代的步伐，就像在街上不斷被人踩著鞋跟一樣，城市容不下他的緩慢，香港的新事情排斥了他這個回流的「舊香港人」，最後他發現自己已經失去了這個城市。在這個陌生的城市中，他們一家過著平凡的生活，「跟每一個香港家庭一樣，在暫時的恐怖的平靜裡生活…生命像一張繁複不堪的藥方，如是二錢，如是一兩。而我案前的草圖堆積如山，周末還得和建築商和發展商唱卡拉OK，吃含重金屬及各種毒素的海鮮，急於花錢又急於賺錢。我忽然懷念在美加那種真實的孤獨與恐懼，因為清醒，但我已別無選擇。」他與家人在香港的生活經驗，就如其他的家庭一樣，構成生活的成份雖然「繁複不堪」，但份量是清楚而明確，每個人的生活似乎不同，都其實都在經歷著類似的事情，「如是二錢，如是一兩」，不會多也不會少。生活的忙亂與急速使陳路遠根本沒時間去感受孤獨與恐懼，正如他對香港的感覺，「也談不上喜歡不喜歡，也沒時間想。」當他以為回到香港會是新生活的開始，其實他不過徘徊在一次又一次失去之中，「從油鑊跳進火堆，又從火堆再跳入油鑊。」陳路遠的回流經歷，在整個九十年代中並不是陌生的個人經歷，甚至於今天回歸後八年，這種對急速香港的陌生感覺仍然存在於回流香港的一群人身上，從個人經驗之中呈現出來的集體經驗，也是一種特殊歷史背景下產生出來的個人感受，流散在香港人的生活空間之中。

除了藉著陳路遠一家移民的故事，表達那種九七之前對於「失城」的恐懼心理外，故事另一個敘事者英藉警官伊云思，所代表的是殖民地移交回中國前的另一種聲音。一直以來，在社會主義作家的描寫下，殖民與被殖民者的關係也處於壓迫與被壓迫的對立上，殖民者或屬於殖民宗主國的人，永遠被形容為強勢的欺壓者、惡魔等等的負面形象。然而黃碧雲在失城中，便嘗試將另一種殖民者的聲音透過陳路遠的故事表達出來。殖民者未必如我們所想像般黑暗，他們在異鄉生活中所受到的壓力或孤獨，也非一般人所能了解得到。當某種論述中不斷將殖民者角色妖魔化時，其實背後對生活在香港的英國人來說，某程度上也是一種暴力。他們不熟悉我們的語言，他們甚至沒有為自己辯解的機會，但他們的形象又總被塑造成邪惡的欺壓者，以至他們生活的另一面總被主流論述忽略。伊雲思的故事告訴我們，他們那一群寄居於香港的英國人，面對回歸的來臨，內心也充斥著某種恐懼。而且，他們在這個充滿誘惑的殖民地裡過著寂寞的生活，就如伊云思對維多利亞的不忠，是需要被理解的。當一般人以為英國人在香港必然處於一個優越位置，但面對回歸臨近的各種社會變化時，英國人作為一個異鄉者的故事，會不會與伊云思同樣地充滿失落與沮喪？又或者，他們的故事是由那一種話語作表述？

而報警揭發陳路遠謀殺妻兒的鄰居，所代表的是另一種面對香港回歸中國的態度。他經常掛在口邊的一句話，「事情不得不這樣」，所說的就是活在一個不得不這樣的城市，所有事情也就「不得不這樣」。殖民地回歸，對於香港人來說，就是件不得不這樣的必然事實。脫離英國的殖民，回歸中國，在香港人眼中並非一件理所當然的事。自一九八九年六四以後，香港人對於中國大陸的聯想，或多或少也出於一種恐共的心態。而這種恐共心態，直至回歸之後也無法從香港人的心裡消除。雖然說香港是從中國割讓出來的土地，但從一百五十多年的殖民歷史來看，香港這片殖民地的發展遠遠超越於中國大陸，香港人甚至懷疑中國大陸究竟有沒有能力去管理這一個，無論在經濟、政制、科技等範疇上已經發展成熟的城市。但不論情況如何也好，簽訂中英聯合聲明落實了香港回歸這一個不得不這樣的事實，相對於陳路遠一家，鄰居與他的妻子面對生活的心態，畢竟是比較輕鬆的。恐懼在他們的心目中，只是一瞬間的事情，「平復以後，恐怖都變成了滑稽」就如面對陳路遠的謀殺案，事後他們竟以戲謔的方式模仿那一幕可怕的場面，把死亡變成他倆調情的玩意兒。這是一種身處生活之中的恐懼暴力時，最消極的面對方法，既然不得不這樣，倒不如以一種不認真(unserious)的態度去應付沉重婉轉至不可說的事情，例如死亡、回歸與及未來。 套用Lawrence Grossberg 的兩句說話，"If nothing can be done, what point is there in doing anything; celebration is as good a response as any--at least it is a party. Celebration in the face of inevitability, an embracing of nihilism without empowerment, since there is no real possibility of struggle."這正是將一切 “不得不這樣”的事情看成遊戲或派對，既然在無可選擇之下，不如以不認真的態度去面對，起碼這會是一個派對。
總結
黃碧雲所寫的失城裡，將各種恐懼透過故事人物的特殊身份表現出來。陳路遠一家人代表的是八、九十年代的中產階級，他們經濟上有能力移民外國，逃離九七回歸的必然事實。然而移民卻未如他們所想像般美好，當許多人也認為移民是擺脫九七大限恐懼的最好方法，但移民帶給他們的卻是另一種生活上的恐懼。移民只不過是個虛假的希望，而現實生活充滿了絕望與恐懼，他無法不以死亡對抗現實的殘酷。而故事裡的伊雲思，一個生活在香港的英國人，身份是警隊裡的警官。但因為臨近回歸，政府部門推行本地化政策，他在工作上面對許多的不如意，加上兒子販毒被捕，更使他對殖民地產生陌生、疏離的感覺。揭發陳路遠謀殺妻兒的鄰居，所代表的又是另一種生活的態度，既然不得不這樣，也沒所謂怎麼辦，「這樣辦，辦下去」將問題看得消極，但卻以積極的方法去面對。如果我們把回歸看成生活上的暴力，這或許是不公平的，不是每個人也如黃碧雲的失城中，陳路遠與趙眉對回歸大限抱著驚慌與恐懼。但他們的故事確實反映出當時香港某階層的人，在臨近九十年代前移民外國的故事，不是每一個香港人也視回歸為一種恐懼，不過事實上，的確有一群人在九七前夕因為恐懼而離開自己生活的地方，尋找另一種生活，所以恐懼回歸這種心態並不是小說虛構出來的處境。小說中的各個人物，代表著九七以前香港不同階層的人的想法，而回歸對於他們各人來說，意義是不相同的。雖然在黃碧雲的書寫上，透過陳路遠的故事描寫出回歸恐懼的一面，但在故事的結尾，透過鄰居與伊云思的對話裡，所表現的又是另一種面對未來的積極想法。「我們總不得不生活下去，而且充滿希望、溫柔、關懷、愛。因為希望原來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猶如上帝之於空氣與光，說有，便有了。」面對九七，有人消極頹廢，有人積極面對，雖然九七回歸已過，但在現實生活中，回歸以後對於中國統治的恐懼，其實仍未消除。如果將黃碧雲在小說末端這兩句說話，放於現在的香港中，對於我們香港人來說，力量又會有多大，意義又會是甚麼呢？

參考資料
黃碧雲，《失城》，《溫柔與暴烈》，香港：天地圖書，初版，1994年
劉紹銘，《寫作以療傷的小女子—讀黃碧雲小說失城》，《中國現代文學叢刊》，1999年01期